□曹 磊

以前写过关于父亲的文章，他生前在文艺创作上也有点成就，算是个文化人吧。父亲去世许多年了，一些熟识的人遇见我，仍会伤感地说：“你爸是个好人啊！”确实，父亲在亲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个内敛低调而又心地善良的人。

我的父亲曹治泉，20世纪40年代出生在全椒县古河镇，家里是开油行的。父亲从小很顽皮，仅四五岁时就把盛饭的筲箕顶在头上，身上披一条麻布片子，学着人家舞狮子。他喜欢画画，家里的墙上到处都是他的涂鸦。他还时常瞒着家人，和小伙伴偷偷跑到西河湾去游泳。父亲很早就表现出文艺方面的天赋，会吹笛子、拉手风琴，在古中念书时，他自编自演的节目常常令师生们开怀不已。

由于爷爷去世早，父亲对奶奶极为孝顺。在凤阳师范学习期间，学校每月发少量的白糖，父亲自己舍不得吃，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攒起来，等到放假回家时带给奶奶。有一次过节，学校发了几个很小的肉圆子，父亲也装在一个瓶子里。待回到家时，肉圆子早已发霉，奶奶捧着瓶子，当即流泪了。

奶奶晚年曾经满怀深情地对我说：“你爸小时候最调皮，你爷爷临死前还说‘以后我会给他磨死’，哪里想到，长大后最孝顺的就是他！”

师范毕业以后，父亲并未当老师，而是被分配到古河文化馆。在那里，他的文艺才能得到了极致的发挥。父亲集编、导、演于一身，带着一支文艺小分队，在全椒城乡巡回演出。小分队的节目形式多样，内容生动活泼，不少参加或观看过演出的人，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至今仍津津乐道。

当年，受作家曹玉模先生的影响，父亲试着写了三篇小说，投到当时的《安徽文艺》。没想到一下子就被选中两篇，父亲自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的创作路子很宽，小说、诗歌、散文、剧目均有所涉猎，倘若不是英年早逝，相信他会留下更多好作品。

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父亲尊重历史，重视传统文化。在编写电视剧《吴敬梓》时，曾与为追求收视率而不顾历史事实的导演发生过激烈的争辩。儿时的中秋时节，父亲在院中摆了一张小方桌，将月饼供在果盘里，给我和妹妹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快过年时，只要工作不是太忙，他还会在家带我们做炒米糖。

初中时，我曾在乡下中学补习一年。每次周末回家，父亲都会为我烧菜。我最喜欢吃他做的煮干丝。这是古河传统名菜，将切好的干丝配上开洋、姜丝等烹煮，鲜香味美，丝毫不比饭店里的差。父亲常做的还有一道菜，也是古河的土菜，极简单。将臭干子斜切成大块薄片，用油微微双面煎一下，再放些榨菜片，倒开水烧汤即可。口味略似于臭煲，浓厚的汤汁有点咸，很下饭。父亲不在了，这道家常菜，我再也没有吃过。

因属猴的缘故，父亲喜欢收藏一些和猴有关的物品，客厅里的博古架上常年挂着一只瓷猴，首尾相连成一个圆形，黑色的釉光闪闪发亮，这是父亲参加某个文学笔会的纪念品。我曾得到一方清末的砚台，很普通，但有一只猴子伏在砚池边，憨态可掬。我把砚台送给父亲，他十分高兴，一直放在自己案头。

父亲的心肠极好。有一年春天登九华山，一位妇女挑着香登山售卖，父亲见其步履维艰，主动帮其挑起担子。到了山顶，这名妇女十分感激，执意要送一把香给父亲。父亲谢绝了，此等小事于他而言，理所应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电影院、剧团等单位效益下滑，不少职工找到家里，诉说生活困难，父亲有时自己掏钱给人家。后来大伯患了食道癌，父亲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照顾大伯的重担。就在南京伺候大伯期间，父亲感到不适，家人劝了好几次才回来检查，却是肝癌晚期，甚而比大伯的病情还要重。

确诊后，姑妈等前来探视。面对自己的亲人，父亲在病房放声痛哭。百无一用是书生，家里穷，拿不出钱为他治病。他觉得自己拖累了家庭，愧疚之情溢于言表。亲朋好友闻讯后，纷纷凑钱给父亲治病，表姐甚至把准备买房子的钱也送了过来。父亲十分感动，其实他不知道，正是他先前的无私关爱，才换来了大家的雪中送炭。

母亲陪着父亲在上海治疗，我在家中回味着父亲生病前家人欢聚的幸福，企盼着能有奇迹发生。然而，从上海回来后，父亲的病情并未好转。到了他生日那天，亲友们过来探望，大家一起合影。父亲原以为自己瘦得厉害，不愿照相，结果照片洗出来后，看起来精神却很好。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影像。

父亲热爱这个尘世，舍不得离开家人，自生病以来，一直配合医生的治疗，用他自己的话说，哪怕在世上多活一天也是好的。然而，在可怕的病魔面前，最终无力回天。当秋风渐起，我最后一次从街上买来报纸时，父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轻轻地说：“报纸不要买了，用不上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赶紧转过身去，不让他看见我的眼泪。

父亲去世后，我很久没有恍过神来。某日在新华路遇到从前的一位同事，上前寒暄时，他说带自己父亲到环清池洗澡。看着他的父亲，小时候过年父亲一大早就带着我去洗澡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长大以后，我从没有和父亲一起洗过澡，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

时隔不久，在涌金桥头，有一个人的背影和父亲很像，我痴痴地跟着人家，走了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