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显发

扁担第一次压上肩头时，我以为它会把我劈成两半。那是十二岁的夏天，老屋的木门吱呀一声，像在替我叹气。我弯腰，把毛竹扁担插进铁桶的铜环里，桶身晃了一下，发出空洞的一声“咚”，像在说：“你行吗？”

井在村东头，要穿过一片花生地。花生叶上的露水还没干，我的塑料凉鞋很快被泥浆吸住，“咕唧”一声拔出来，鞋面上就多了几条泥的皱纹。扁担在肩上左右拧，像一条活过来的蛇，我只能用两只手远远撑着，胳膊很快就酸得像灌了醋。

第一趟回来，母亲在门口接我。她没先问累不累，而是伸手抹了一下桶沿。她的指尖沾了一粒极小的青苔，像发现什么秘密似地笑：“井壁长青苔了，水甜。”我低头看桶，水面漂着两只孑孓，正在打圈，像在嘲笑我的狼狈。

真正让我“入门”的是第三个月的某个黄昏。那天我故意绕到桑树下休息，扁担横在膝上，发现它已经被磨得发亮，像上了一层桐油。我试着把桶绳往中间挪两寸，再站起来，忽然就懂了：扁担不是压在肉里，而是“挂”在骨头上的。桶绳的摆动、脚步的节奏、肩胛的起伏，三者像一首三拍子的歌。我越走越快，桶里的水竟只起细碎的涟漪，不再泼出来。路过王婶家时，她正蹲在门口摘空心菜，抬头冲我喊：“小子，水不晃了！”声音里带着花生壳裂开的脆响。

冬天来得突然。井台结了一层薄冰，我先用扁担头“当当”敲两下，冰碴溅起来，在晨光里闪成碎钻。手冻得通红，指节像小胡萝卜，系桶绳时却灵活了许多——原来冷也能教人专注。挑回家，母亲把热水倒进缸，腾起一团白雾，我用冻僵的手去抓，雾气从指缝溜走，像时间。

第二年春天，井沿边的野菊开了。我把扁担倒插在泥里，桶扣朝上，竟成了两个黄蜂的临时屋顶。蜂子绕着我飞，我却不怕了，因为它们和我都要靠这口井活。有一次挑水回来，发现桶底躺着一条小鲫鱼，是打水时旋进来的，鳞片在日光下泛蓝。我蹲在地上看它，忽然明白：水不仅解渴，还藏着整个池塘的秘密。

最后一次挑水是在搬家的前夜。我把扁担竖起来，发现靠肩的位置凹下去一个小弧度，正好嵌进我的锁骨。月光下，它像一根被岁月啃噬的骨头。我轻轻摩挲那凹陷，忽然听见它说话：你长高了，我变老了。

如今老屋已拆，井也被水泥封了。但偶尔在写字楼等电梯时，我会无意识地用脚尖点地，一、二、三，像在数挑水的步子。肩膀早已忘记重量，却记得扁担与骨头摩擦时那种细微的、带着毛竹清香的疼。原来成长不是一场暴雨，而是一根扁担在肩上慢慢磨出的茧；不是惊天动地的宣言，而是某天发现桶里的水不再晃，而野菊已开过两次。

我把那截凹下去的扁担带进了城，横在书架最上层。每当有人问我它是什么，我就说：这是我的年轮，一圈四百米，共七百三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