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时，缅怀故人寄哀思。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七个年头了。记得去年清明，我带妻子去看他，在他坟前坐了很久。我说父亲的故事，妻子听。山风从坡上吹过来，吹得坟头的草簌簌地响。我忽然觉得，父亲是听见了的。

小时候我像个小尾巴，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出门前他总要弯下腰，捏捏我的脸蛋：“见人要喊，嘴要甜。”母亲在一旁笑他啰嗦，他便正色道：“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孩子得从小教。”他教我见了长辈怎么称呼，接了人家的点心怎么道谢。那时候的我不甚懂，只觉得有点烦。如今走南闯北几十年，在单位里虽然换了五六个部门，但跟哪个部门的同事都处得来，连打扫卫生的阿姨、楼宇值班的保安都说我没架子。我这才明白，父亲当年教的，哪里是什么客套，是刻进骨头里的“教养”，是朴实的农民家庭能传给孩子的最好“家当”。

我写字也是父亲逼出来的。

那时候每天傍晚，我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他就坐在旁边，就着一盏煤油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哪个字写歪了，他指头一点：“擦了重写。”一边说一边给我示范。他常说：“字是人的门面，把字写好了，人家才高看你一眼。”还翻来覆去讲王羲之、欧阳询练字的故事。说来也怪，慢慢地我真瞧出些门道来，语文老师的字秀气，数学老师的字方正，我模仿他们的字也越来越像，作业本常被老师拿去给别的同学当范本看。

最热闹的是腊月。从小学四年级那个寒假起，每年腊月廿三以后，我就成了村里最忙的人——给左邻右舍写春联。红纸自己贴，墨汁自己出，一分钱不收，父亲却很乐意，且比我还忙，给人递烟倒茶，陪人拉家常，满脸自豪。等人都散了，他才收了笑，认真地跟我说：“别以为人家真稀罕你的字，不过是图省几个钱。你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练，把字写好。”这话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我的字慢慢有了些模样，初中时参加过省里的展览，大学时多次在书法比赛里得过奖，工作后指导学生拿过全省书法比赛一等奖。说来好笑，当年追孩子他妈，人家头一回注意到我，竟是因为看到了我写的字。这也算是父亲给的福气吧。

念初一那年春天，有天放学，我老远听见二胡声。父亲坐在门口石凳上，拉的是黄梅戏，拉得摇头晃脑。他是我们村黄梅戏剧团的二胡手，一高兴就拉琴，已然成为家人心知肚明却没有道出的小秘密。果然，晚上吃饭时他憋不住了，眼睛亮亮的：“今天交入党申请书了，组织上同意培养我。”那个兴奋劲儿，像个得了奖状的孩子。

从那以后，他干活更拼了。生产队的脏活累活抢着干，在乡镇企业加班加点从无怨言。我劝他歇歇，他把眼一瞪：“不怕苦不怕累，才是党员的样子。现在还不是党员，也得按党员的标准来。”后来他真入了党，还评上了镇里、县里的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建党节戴着大红花上台领奖。村口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里、县广播站的新闻里都播出了父亲的先进事迹。我那时觉得父亲就是个英雄。共产党员该是什么样子，以前在书本里读过，在电影里看过。但在父亲身上，我头一回真真切切地看见了。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高中时我成了学校第一个申请入党的学生，大学里我是同年级第一批入党的学生。毕业那年，我想去新疆支教，学校舍不得放，让我留校。工作三十年，我始终记着父亲那句话——是党员就得有个党员的样子。后来我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也算没给父亲丢脸。

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走得太早，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好好尽孝。如今能做的，也就是把工作干好，把身体养好，把老母亲照顾好，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大概是对他最好的告慰了。

那天从坟上回来，妻子说，你跟父亲说了那么多话，他一定很高兴。我想了想，说，不是我说了多少，是他当年教我的那些，我都还记得。

父亲，您安息！

□王诗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