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炳

廉政、勤政、善政，为官理政，缺一不可。

“吏治之道，惟清廉为重。”廉是为官的第一准则，古人对此多有明训。秦朝《为吏之道》开篇强调廉洁对于为官者的重要性：“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从政应去除私心杂念，守住清正本色。古人云：“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为官者若被贪欲蒙蔽，便如大厦根基受损，终会在诱惑中崩塌。宋代理学家真德秀将“廉”列为“廉仁公勤”四德之首，直言“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既为官，就应清廉自守、洁身自好，秉持“不贪不占、不欺暗室”的操守。子罕“明晓义理，不贪为宝”、杨震“暮夜却金，甚其独也”、于谦“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董文炳“持正拒贿，担责为民”、杨继宗“力持风节，不私一钱”、汤斌“廉以自守，实心任事”、于成龙“苦节自励，民怀其德”……范例如镜，照见古今。守住了廉这道根基，为官才能立得正、行得稳、心得安，上可对青天朗月，下不负芸芸众生。

“将勤补拙，勤政为先，当官处事之旨。”治政贵在勤勉，为官者若想做出一番成绩、干出一番事业，就应忠于职守、勤于政事、甘于劳苦，把心思用在干事上，朝着既定的目标辛勤付出、不懈努力。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仕途坎坷曲折，即使被贬下任，也勤勉自励，尽职尽责，到哪里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密州任上，蝗旱严重，他一到任，就治蝗抗旱，堂堂太守也“自食杞菊”度日；徐州任上，黄河决口，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与民工一起奋战，战胜了洪水，保全了全城的生命财产；在惠州，他力劝百姓改变求神医病陋习；在儋州，他为黎民传授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知识，教当地百姓打井饮水，直到现在，海南的许多地方还有“东坡井”。史上还有周公“体国恤民，握发吐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魏征“犯颜直谏，一代良臣”，这些都是勤的典范。事实证明，勤能补拙、勤能兴政，常怀夙夜在公之责，恭敬谨慎地对待政事，方能事有所成、业有所进，留下政绩政声。

善政，就是不因循守旧，勇于创新；不畏难怕事，敢于担当。只要有利于民，不因祸福避趋之。北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范仲淹被调任杭州知府。刚到任，便遇上大灾，谷价飞涨至“斗钱百二十”。这时候，本应平抑物价，范仲淹却发布政令：每斗谷增至一百八十钱，且让人到处散播这一消息。大家对此迷惑不解。不久，效果出来了：“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而随着运米船大量涌进杭州，谷价日渐回落，最后，“斗价一百，民赖以生。”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江浙再遭大灾，且比上次更严重，一时间饿殍遍地。官府发放的救灾粮饷，也是杯水车薪，积蓄很快花完了。灾情紧急之下，范仲淹并未坐等朝廷救济。却采取了这样三项举措：赛龙舟、兴土木、修寺庙。赛龙舟可谓一举三得：比赛要用船，主办比赛的商家就要拿出钱造船，造船就需要工匠；比赛过程中，四面八方的游客蜂拥而至看比赛，饮食、住宿、贸易等服务行业无不需要人力，增加了就业；官府大力修葺庙宇、钱库、仓库、官舍、衙门等，让钱流通起来，饥民可以通过劳作，而获得口粮度日，可以解决很多人的温饱。

通过以工代赈，范仲淹领导杭州市民不仅缓解了灾情、稳定了经济，还减轻了官府的压力。事实证明了范仲淹决策的正确：当其他州府饿殍盈野时，杭州却是“里巷康衢，垂髫怡然”。范仲淹做这些事，要有不为名、不为利的无私品格，要有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科学思路，更要有不避风险、勇于创新的担当精神。

“廉、勤、善”对为官者都至关重要。有廉无勤，可能变成“不贪不占也不干”的懒官；有勤无廉，可能变成“能干事却不干净”的贪官；虽廉亦勤，但能力不强，忙而无功，政绩平平，缺乏开拓精神，可能变成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却无所建树的庸官。只有廉、勤、善兼备，才能成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老百姓拥戴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