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你爸穷得叮当响。”妈妈择着菜说。

“那为啥还嫁？”我追问。她指尖的水珠滴进竹篮，“缘分咧”，尾音被风里的柴火香揉得软乎乎的。

小时候我不懂缘分是啥，只记得爸爸一回家就帮着妈妈干这干那，生活平淡和乐。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爸爸患了坐骨神经痛，经常疼得直不起腰，走路一瘸一拐的。一到下半夜就听到爸爸发出“嘶嘶”的抽气声，像针一样扎在寂静的夜里。吃了各种药都不见好，妈妈只得用药酒天天给爸爸敷腿，久而久之，她的手指都被染成了淡黄色，身上有一股药酒味。爸爸常打趣说，只要闻到妈妈身上的药酒味，疼痛就不敢上身。后来，爸爸吃了“坐骨神经痛丸”，腿痛得到了缓解。

“光吃药可不行，还得多走动。”妈妈每天傍晚都牵着爸爸去散步。厂区里总能看到他俩一前一后的身影，宛若两根相依的老藤，他们也成了厂里的“模范夫妻”。

16岁那年中秋，因买不到当天的票，我第二天才回到家。一进门，爸爸就耷拉着脸，“昨晚你妈热了三回菜，饿着肚子等你，不回来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我扭头看见妈妈站在厨房门口，围裙还挂在身上，手里端的扣肉还冒着热气，“吃饭吧，特地给你留的。”她说话时嘴角翘着。那天晚饭，爸爸一直等到妈妈忙完上桌吃饭，他才动筷。他们一向如此，就像老座钟的两个钟摆，你推着我，我跟着你，在岁月里荡出最安稳的声响。

原以为日子会慢悠悠过下去，直到我大四那年冬天，妈妈突然在菜园晕倒，诊断是脑血栓。医生举着片子说血管堵了三分之二，让我们有心理准备。爸爸攥着病危通知书的手抖得厉害，指间那根烟卷被捏得粉碎，烟草末簌簌往下掉。“用最好的药”，他沙哑的声音像砂纸磨木头，颤颤巍巍地从褪色的帆布包里掏出三沓钱摆在医生面前，每一沓都用橡皮筋勒得死紧。后来医生开了进口药，一支五百块。

妈妈醒过来那天，爸爸正在给她擦手。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照见他鬓角的白霜和妈妈无名指上那圈浅浅的戒痕——那是他们结婚多年后，爸爸用半个月工资打的银戒指。

爸妈的爱情，是砖头搭起的灶台，是深夜里敷腿的药酒，是二十多年没断过的林荫道散步。原来最好的缘分，不是初见时的怦然心动，而是把“熬过去”三个字，过成了一辈子的寻常。

□翁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