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林

受父母的熏陶，我在20世纪60年代读高中的时候，就渴望有一个书橱，想让书有一个家，让文字的灵魂有一个归属。可那时，一家几代人挤在三间不足六十平米的房子里，渴望只能是一种奢望。

20世纪70年代初，家里为我操办婚事，把一间十多平米的草屋做成新房。布置新房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决心为书架让出一个位置，我就在迎房门的墙拐角用砖砌了一个四层书架。当时寸木寸金，每个隔层的材料都是用小竹竿拼凑而成。书架砌好的那天晚上，恰好来了几个同学，看到用石灰粉得有棱有角的书架，都很羡慕。晚饭后，没等两边的石灰晾干，我就把书籍恭恭敬敬地摆放好。二妹还特地用纱布绣了一个帘子，两只正在吃竹子的熊猫图案栩栩如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皖南出差，看到店里有竹编书架，于是不辞劳苦，买了一个放到大客车顶上。回到家，货票钱已接近买书架的费用，真是买缸不如抬缸贵。我忍痛拆掉砖砌的书架，换上了带有竹子清香的竹书架。

我把本校上海籍同事朱兰芬老师寒假回沪时排队代购的一套十七本《数理化自学丛书》放在首要位置，那是我教学的重要参考书。要知道《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出现，给当时全国渴望考上大学的人们带来了自信和希望。为早日得到这套丛书，在新华书店门口出现了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印刷厂虽然日夜赶印，但仍供不应求。正是因为这套丛书带来的影响，许多人的命运由此开始画出向上的曲线。

对于我任教的初三数学、物理学科，《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作用功不可没。在那个教学参考资料一本难求的年代，精辟的讲解、精炼的例题、精选的习题，让我任教的八〇、八一、八二届毕业班连续三年中考物理和数学单科成绩，在全县四十二所中学中始终处于第一方阵。至今，那套包着牛皮纸书皮的十七本《数理化自学丛书》仍珍藏在我的书柜里。

后来，由于弟妹们先后参加了工作，家境宽裕多了。我在家中的院子里见缝插针地盖了两间小房。虽然外面活动空间小了，但住房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我锯倒了院子里的两棵泡桐树，在替弟弟打一套家具的同时，给自己打了一个漂亮的书橱。上面三层，玻璃拉门；下面有一个柜子，还可以上锁。木书橱里除了政治书籍和常用的教学类参考书外，还多了几本世界名著。

20世纪90年代初，单位分了一套近七十平米的三居室楼房。但由于孩子大了，三代人住进去，想单设书房的梦就破灭了，我只好请木工打了一个书橱放在女儿房间。家具虽然“四世同堂”，但放满名著的两个书橱独放异彩。原先的竹书架，只得让它“忍辱负重”改做鞋架用了。

那年，单位全额集资建房，我分了一个大套。随着女儿出嫁，家庭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装修房屋时，淘汰“四世同堂”的旧家具，把书房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我自己设计了一面墙那么大的书橱方案。随着装修的顺利完工，一个能载近千册图书的大书橱在书房内“顶天立地”。搬家时，书籍优先。原先受委屈藏在大大小小纸箱中的图书，终于“重见天日”。

2018年，我搬进孩子们为我们购置的大套电梯房，离女儿家只有一碗汤的距离。网上购买的一面墙大的实木书橱豪华大气，两个电脑桌、一个书桌把书房摆得满满当当。原先的藏书加上购买的、朋友送的书籍，如接受检阅的士兵排列在书橱。

我想给书房取一个名字，附庸风雅一把，了却心中夙愿。正当我苦思冥想毫无结果时，母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在全椒袁家湾仙鹤巷对面的肖江宗祠曾经挂着的灯笼上，写着“五车堂”三个大字。乾隆二十七年，乾隆皇帝第三次巡幸江南，到江宁（南京）“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缙绅，培植士类，阅兵祭陵”。我们江氏祖先把五车祖传的书籍作为礼品，进贡给乾隆。为了表彰江氏子民的不凡之举，乾隆皇帝把肖江宗祠命名为“五车堂”，意思是江氏族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从此，“五车堂”也成为肖江宗祠的别称。

这些传说，在我记事时常听大人说起。事实上，家中发黄的毛边纸《江氏族谱》也有记载。祖父还告诉我，江家人做事只能是“人亏我”，不能“我亏人”。自古以来，江氏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因为江氏祖先做人处事从来都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听了母亲的叙述，我茅塞顿开，立即把书房命名为“五车斋”，把近年来的部分日记汇集称为《五车斋札记》，享先人之名分，承五车之福分，扬前辈之美德。

此后的日子里，人生漫漫书相伴。读书、笔耕，偶有拙作发表，自是欣喜不已。在平平淡淡的退休生活中，有书陪伴、慰藉着我，给予我许多欢乐。

书架、书橱、书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是几代人心灵的港湾，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家中祖传的对书、对文字、对知识敬畏的延续。

书架、书橱到书斋的变迁，是家庭生活变化的缩影，折射出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对于这些悄然发生的变化，我们平时可能并不在意。但是，只要你仔细思考就能感悟出，家庭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家与国相互依存、互为依托、荣辱与共关系的再现。没有国之兴，哪来家之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