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生
元旦上午,女儿打来电话,请我们老两口看场电影。掐指数来,我足有三十多个年头没有看过电影了。有女儿女婿陪伴我们看电影过元旦,何尝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呢?
疫情过后,看电影的人也多了起来,但像我这样奔八的老人恐怕为数不多吧。然而,听女儿说她们观看电影《长津湖》湿透了面巾纸,这便有了看电影的冲动。
电影是下午三点开始的,女儿女婿两点半便开车将我们接到影城。影城坐落在天长市区天康大道南侧,和昔日电影院不同的是,这里设有四个放映厅,每个厅仅容纳百人。女儿从自动售票机上购好了电影票,又买了爆米花和咖啡。进入影厅,那里已经有五六十位观众了。借着微弱的灯光,定睛一看,全都是青年人。
三点整正式放映,这部以缉毒为题材的电影叫《潜行》。影片枪战镜头令人震撼,尽管高潮迭起,然而由于我青少年时期受《地道战》《南征北战》《上甘岭》《英雄儿女》等电影的影响,总感到眼前的《潜行》并没有过去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那样令人振奋和向往。也许当代青年人的人生经历和我们不同,因而感受也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到处看露天电影,是因为娱乐文化生活极为贫乏,而今,青年人看电视则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享受和感官上的刺激。一边看着宽银幕、立体声的电影,一边吃爆米花、喝咖啡,甚是惬意,这不正是我们这代人当年的奢望吗?新旧对比,不禁发出由衷的感叹:生活在这个时代真好!
散场后,女婿执意带我们吃火锅。席间,女儿问:“这场电影怎么样?好看吗?”我答道:“多年不看电影了,偶尔看看觉得挺新鲜的。”我们边吃边聊,话题自然是看电影。也许是喝了点啤酒,我便打开话闸,说起当年在老家杨村看电影的两件趣事。
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县电影院的流动放映队来到农村放电影。时值初冬的一个星期天,听说二里大队放新电影《英雄儿女》,我这个电影迷便约了三个初中同学,吃罢晚饭,便早早来到距杨村小街仅三里之遥的二里大队的公场上。放电影的两位同志在大队干部的帮助下栽好了两根毛竹,挂上了正方形的白色影幕。当发电机拉响,挂在放影机上方的电灯亮起来时,公场上已经是黑压压一大片人群了。有坐着的、站着的,还有为抢占最佳位置而相互争吵的。我们没带凳子,只能挤在人群中站着看了。不一会灯灭了,《英雄儿女》开始放映。尽管阵阵寒风袭来,可没有一人离场回家。
大约两个小时,电影结束,我们便原路返回。从二里大队到杨村小街虽然很近,但没有一条像样的土公路,都是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刚刚还是皓月当空,突然间乌云翻滚,西北风带着哨声掠过树梢扑面而来,顿觉寒气逼人。大个许走在最前面,我紧跟其后,后面便是钱、程二位了。眼看快要落雨了,大个许便带头小跑起来,大家也跟着跑了起来。突然大个许大声说道:“谁的帽子掉在地上了?”我低头一看,好像是一顶三片瓦的棉帽,可我已跨过去了。只见跟在我后面的程哥弯下腰用手一抓便“哇”的一声大叫起来:“这是什么帽子,是牛屎啊!”说罢便急匆匆跑到路边的小沟洗手去了。我们三人见状,笑得合不拢嘴。
听完了这个故事,女儿笑着给我又倒了一杯啤酒,催我快点将另一个故事说来听听。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不久,一些传统优秀古装戏剧陆续解禁。新版《红楼梦》于1983年摄制成功,年底在天长电影院上映。因为排在天长的放映时间只有三天,所以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彼时的我已是天长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红楼梦》放映的第二天傍晚,杨村老家的薛老先生带着十一二岁的小女儿来到我家,请我帮他购买两张晚上的电影票。可电影票早已售完,去哪儿找呢?薛老先生是我岳父家的好邻居,父女俩特意乘车进城看电影,我能不上心吗?于是我先找单位同事打听今晚有谁去看电影,结果没有。没办法,只好带着父女俩来到电影院门前,看看有没有因特殊情况而退票的,实在不行,我只好请电影院的朋友开个“后门”放他们进去站着看一场。恰巧,一个朋友来看电影,我便将杨村老乡进城看电影买不到票的事儿告诉他,请他通融一下。那位朋友便爽快地将电影票给了我。薛老先生接过票便拉着小女儿奔向检票处。“对不起,只能你一个人进去。”检票员认真地说道。是的,一张票只能进去一个人,孩子是要买半票的,可问题是无票可补啊。此时检票处已经没有他人了,孩子急得哭了起来。怎么办?只见薛老先生急中生智,一本正经地摘下墨镜,对着检票员诙谐地说:“您看我这左眼是不是瞎了,我只能用一只眼睛看电影,是不是应该半票?孩子是半票,我也应该是半票,两个半票加起来不就一张票吗?”检票员一听这话,再仔细看了看薛老先生的眼睛,犹豫了一下说道:“今天就算是对残疾人的特殊优待吧,快进去,电影已经开始了。”“谢谢!谢谢!”薛老先生一边连声道谢,一边向我挥手……
家人们听了这两个桥段,笑得前仰后合。女儿说道:“下次有好看的大片,我们到另一家影院去看,看完后老爸再给我们讲几个你们当年看电影的故事。”“好的,下次要讲的是你妈妈电影场上卖瓜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