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翼

为了反击广场舞的高分贝大喇叭，近日一款名为“反广场舞音响神器”在网络上走俏，这款“神器”是通过屏蔽器对音响进行干扰，甚至可以直接暂停播放设备。

广场舞“扰民”与否，是种主观感受。乐在其中的人们当然以为这是乐音，也是权利，而有早睡习惯的、喜静的、被这高分贝节奏搅扰得心烦意乱的居民，当然有足够的理由提出“扰民”的指控。所谓“反广场舞神器”的出现，说是“被逼无奈的反抗”，显然是一种过度贴金，这种产品和那些专门来对付邻居的“震楼器”一样，违背了社会成员之间理性互动的基本原则，也突破了技术创新要遵守的起码社会道义和公序良俗，很可能就是个“三无”产品，如何能够堂而皇之地上网销售？

有报道说部分产品线上显示销量突破十万件，恐怕需要有关部门迈开步子动动手指实际了解一下情况。虽然让购买者、使用者逞一时之快，而给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情绪融合、意见统一、心理认同制造了更多罅隙、裂缝甚至壕沟。即便是手握“神器”的人，也并不轻松愉快，精神紧张、如临大敌地“对付”跳广场舞的人们，就能睡个安稳觉了？未必。这显然既不治标也不治本，纯属花钱买罪受。可以肯定，用这种神器所实现的短暂的降噪和静音，一定会埋下更多波澜和噪声的隐患。

法律才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神器。学法懂法依法讲理是始终不变的互动规则，谁不讲理谁违法。在噪音治理方面，有的地方还存在权责划分不清的问题，到底是归环保局、城管局还是公安局管，可能个别公众并不是很清楚，拿起手机容易，可到底该拨哪个号，才能真正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公民权利、调解公民纠纷，可能还有很大实践空间；学法懂法依法讲理，需要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创新和有为而治。在这方面，基层街道办、居委会、妇联等各级各类治理机构和群众组织，包括广大中小学校通过做青少年的工作，进而回去做爷爷奶奶的工作等，也都可以而且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关键看能不能够、愿不愿意把这当成个事儿，引起上上下下、四面八方的“高度重视”。每到城市创城迎检的时候，是不是这类超高分贝的噪音广场舞就会“销声匿迹”了呢？

值得欣慰的是，包括广场舞噪音在内的噪声污染的法治进程在不断加快加密加力。8月中旬，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删除了原法名称中的“环境”二字，更加明确法律规范对象仅限于人为噪声，立法精准度更高。8月下旬，该草案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9月初，中国法学会就该草案专门召开专家研讨会暨立法专家咨询会。9月中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北京、重庆、四川等各地开展噪声污染防治法立法调研。可以说是紧锣密鼓、马不停蹄，有关对公共场所娱乐健身噪声扰民进行处罚的共识也在不断凝聚，以法律之信仰、守法之自觉、用法之刚性，有效治理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