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上世纪五十年代未的小学暑假,每当听到说书艺人的鼓声,我的魂像被这声音勾走似的。
记得那是暑假里的一天傍晚,暴雨如注,我心急如焚,想着今晚到宝林桥尾书场听书是泡汤了。令我意料不到的是,一个小时以后,云开月出,银灰色的月光照在刚刚被暴雨洗礼的宝林桥上,桥面、栏杆显得格外清晰、清新。更令人高兴的是,鼓书艺人孙先生的鼓声又响起来。隔着襄河,远远望去,被鼓书艺人用大鼓叫场的街坊邻居,搬着凳子,陆陆续续来到书场,我的心也仿佛飞到宝林桥尾的书场。
在那电影少得可怜,又无电视,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听鼓书艺人说书,品尝这每天都忘不掉的精神盛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在宝林桥尾书场说评书的艺人孙先生,我县管家坝人,中等个子大方脸。不要看他平时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可一说起书来嘻笑怒骂表情夸张。时而摇头晃脑,指手画脚;时而男扮女妆,幽默滑稽。说到悲苦时,声音嘶哑,如泣如诉,声泪俱下,听众也往往情不自禁,泪流满面;说到高潮时,令人忘乎所以,啼笑不止。场内不时哄堂大笑,整个宝林桥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评书是一种传统说唱艺术,以口头表演为主,兼有肢体动作、表情辅助的综合性视听艺术。评书的曲目以传奇、武侠为主,也有公案、史类和生活小段。大段的传统评书有《封神演义》、《三侠剑》、《七侠五义》、《包公案》、《杨家将》等。孙先生每次说书,前面往往加一段“小段子”。当然这“小段子”有“荤”有“素”。由于当时年龄小,“荤”“素”不懂,只有在听了一些精彩片断后,才让我如痴如醉,仿佛身临其境,久久不愿离去。
说书人的行头简单,条桌一张,醒木一块,纸扇一把。条桌旁鼓架上的七寸书鼓是用来叫场用的。与茶馆说书不同的是,在茶馆说书人讲完“要知后事如何,且听明晚下回分解”,就款款下台,端着一个大茶盘到一张张茶桌上收说书钱,而所得收入与茶馆老板四、六或三、七分成,老板一般拿三到四成。而要在露天书场,老板的钱就不用付了。但露天书场一般只能说三、四个月,夏末初秋就得移师茶馆。
全椒茶社说书古已有之,因为全椒县城一向有早上饮茶、下午和晚上听书的习惯。如东门的汇中茶社,袁家湾的襟襄楼茶社。就是在西门也有像“集贤居”、“饮绿”和“正兴”好几家茶馆。而我熟悉的是位于小桥湾与宝林桥之间的“金老五茶馆”。
听评书为主的茶馆,每天上午接待喝茶的客人,下午和晚上约请说书先生、唱鼓词的艺人来此说书、演唱。说书先生在某个茶馆说上两个月,然后换到别的茶馆,这个茶馆再换上别的说书先生说别的书,也有连说三个月的,但是很少有连说四个月的,每两个月一轮换称为“一转”。但是孙先生在西门的金老五茶馆一说就是八年,从五十年代初期直到五八年大跃进前夕。
金老五茶馆三间门面,两进加上两厢共八间。烧水的老虎灶设在天井靠右的厢房边上。门面一敞放八张八仙桌。从五十年代初期直到大跃进前夕,金老五茶馆每天下午都有一场评书。说书的正是管坝人孙先生。八十年代后期我因工作关系到管坝还见过此人。
午饭后最多一个时辰,凤凰街、西门大街、小桥湾、小南门一些听书的常客陆续来到茶馆,定心定意地品茶听书来了。跑堂的见有客人来了,一边高声叫喊:“客来啦!”一边双手不闲地跑到客人就座的方桌边,一手放下茶碗,一手高悬铜壶,把滚开的水不偏不倚地倒入茶碗中。在合上茶碗盖的一刹那,清脆的碰撞声犹如打击乐中的“清音”。接下来,几个小碟放在方桌正中。与早茶不同的是,一碟花生米、一碟葵瓜子,有的还外加一大盘鸡头果。这样茶客可以边吃零食边听评书。一年三百六十天,不论刮风下雨,不论春夏秋冬,几乎固定在那个位子。因此只要他们一落座,不变的茶点立刻呈现在眼前。不一会儿,叫场的鼓声响起来,这鼓声令人振奋。茶客们不由自主地直起腰板,提了提神,有的还正襟危坐起来。儿时为了听孙先生讲的《三侠剑》,有时甚至偷偷旷课,以至于几科挂了红灯。一次我听孙先生说《三侠剑》,正在兴头上,一只大手扭着我的耳朵,把我提起来,引起周围听书人哄堂大笑,我一扭头发现是父亲,只得乖乖跟他回家。
现在回忆起来,那童年无知听大鼓书的感觉真好。一关子听完了追下一关,一直追到说书人说“且听下回分解”为止。
大跃进以后,茶馆和评书作为封、资、修被废除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市民休闲方式也丰富起来,看电视、泡吧、卡拉OK,评书渐渐失宠。原来的评书阵地“茶馆”改作他用,评书的声音从茶馆转到收音机中。曾经在那个年代辉煌一时,现在看起来又充满乡土气息的草根评书艺术,伴随我们的生活一路走来,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之后,正在逐步地淡出我们的视线,那些渐行渐远的鼓声,只留下这一张张的照片和文字,成为永恒的记忆。
○江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