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玉亮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则通讯：《津浦路东根据地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天长铜城市纺织榨油各业发达》。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当看到这张泛黄的报纸，看到副标题中“天长铜城市”字样时，初以为报纸错了一个字，把“镇”或“区”印成了“市”。

然而，没错。

铜城位于皖苏两省三县（天长、高邮、盱眙）交界处，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和高邮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驻地，也是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一九四二年二月，为加强对该区域的管理和建设，推动经济发展与抗日斗争，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将天长县铜城镇升格为区级“铜城市”。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军挑起全面内战并占领铜城，天长及铜城市的党政机关人员奉命北撤，铜城市至此结束，前后存在4年有余。

《解放日报》当年刊发的淮南战地通讯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新华社华中廿一日电】淮南讯，路东根据地，自二十九年春建立以来，日益巩固，各种建设，蒸蒸日上，民生安定，商业繁荣。手工业作坊林立于各市镇村庄，单以天长县属之铜城市一地而言，纺织业方面……榨油业方面……卷烟业方面……酱业方面……现在根据地内，均已能自给自足……”

在报纸泛黄的字里行间，穿越尘封的历史时光，回溯一九四三年，那究竟是一段怎样的“市”容风貌，又镌刻着怎样的时代印记呢？

一

铜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居于苏皖边界，津浦路东，高邮湖西，铜龙河挨镇而过。彼时有“上五镇”与“下五镇”之说：“上五镇”包括黎城镇、铜城镇、东阳镇、马坝镇、永丰镇；“下五镇”包括金沟集、塔儿集、闵家桥集、银集和涂沟集。而铜城位于“上”“下”之间，这里水陆交通便捷，可上通下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侵华日军长驱直入。同年12月，南京失守，次日扬州沦陷，镇内一时兵荒马乱，各业均遭不同程度骚扰与劫掠。

1940年4月中旬，中共天长县委、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铜城镇正式成立，周利人为县委书记，陈舜仪为县长，党组织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

1940年9月，日伪军万余人向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侵犯，根据地军民奋起还击。

1941年5月，日伪军再度组织5000余人，对石梁、汊涧、张公铺、铜城发起疯狂“扫荡”，张公铺被焚烧一空，铜城被炸毁民房200余间，中共天长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转移途中也遭受一定损失。铜城作为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要镇，就是在这样时局动荡的背景下，军民一心，反“扫荡”、反“摩擦”、反“蚕食”，艰苦卓绝，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迅速开创了“各种建设，蒸蒸日上，民生安定，商业繁荣”的局面。

二

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新四军二师在罗炳辉师长率领下也进驻铜城一带。

作为坚强后盾，抗日民主政府很快站稳脚跟，开始发动干部、组织群众，大力宣传抗日主张与巩固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关心民众疾苦，稳定人心。

同时，为积极恢复生产，推动根据地经济复苏，采取了一系列保障举措，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如，实行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开展大生产运动，鼓励垦荒屯田；大力发展工商业，减免部分工商税收；推动普及教育，开办“扫盲班”和抗日夜校，培养抗日干部人才，等等。在根据地的建设发展过程中，罗炳辉师长“铜城设宴”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

为支持天长抗日民主政府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罗炳辉师长进驻铜城后，很快派人请来商会会长，与其谈心交流，希望他能以民族大义为重。

随后，罗炳辉拟定了各大商户及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名单，写下朱红请柬，派通讯员逐一送达，邀请他们前来赴宴。

席间，罗炳辉开门见山地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抗日民主的队伍，请诸位不要听信顽固派的谣言。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在这民族存亡之际，我党我军的一贯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三三制’，欢迎诸位参与我们的工作！”

罗炳辉的一番话开诚布公，说得各位士绅、商人频频点头，疑虑全消。不久，不少开明士绅、商人参与到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中，对铜城及全县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1940年到1943年，短短的几年时间，在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在新四军二师和罗炳辉师长的保驾护航下，铜城经济民生逐渐恢复，并发展成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座重镇。

在经济上，成为津浦路东地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商业中心和对外（其他敌后根据地和敌占区）贸易枢纽；在政治和文化上，成为整个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区；在军事上，成为军需物资筹集、储存、调运重地和兵源补充及训练基地，从而为根据地的存续和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1943年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路东地区的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和路西联防办事处撤销，成立新的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下辖津浦路东、津浦路西两个专员公署，方毅任行署主任，汪道涵任路东专署专员，郑抱真任路西专署专员。

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巩固壮大根据地，同年5月，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决定，在一些较繁荣的区域经济中心，建立3个由所在县领导的小型城市。

同期设市的有：天长县的“铜城市”、六合县的“竹镇市”、津浦路西定远县的“藕塘市”。铜城市（区级）下设三镇、三乡，即：普济镇、山海镇、铜西镇；埠南乡、铜南乡、齐庙乡。

铜城市的设立，进一步加速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复苏。铜城设市前，全镇除了一些私人手工作坊，没有工业，缺少原材料，一些物资遭敌占区封锁，来源非常困难。

铜城市成立后，在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的帮助下成立了利华贸易公司，并下设若干分公司与门市部，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努力活跃市场，积极鼓励商人利用各自的门路，购进根据地需要的物资，输出根据地需要外出的商品。同时着力打击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的投机不法分子。

除了集市上的货物得到供应外，一些作坊、工厂，如棉织社、摇丝坊、糖坊、酱菜厂、肥皂厂等，也纷纷上马生产。

据《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记述，当时“铜城镇商店林立，私商铺多达100余家，招徕了他乡四方的行商客贩，流动人口每天在1000人以上。”

1942年春，在张云逸副军长的支持下，由二师供给部入股的“新群烟草公司”在铜城诞生。

这之前，镇上有一家由几户商人合办的卷烟厂，因国民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已濒临倒闭，二师供给部的介入，使这家卷烟厂顿时起死回生。

其后生产的“飞马牌”香烟，不仅受到根据地军民喜爱，还通过地下渠道销到了国统区和敌占区，换回了食盐、西药、五金等重要物资。

以“市”为核心，下属镇、乡各种手工业作坊也方兴未艾，加之军民联合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正如火如荼，铜城市在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一时被人们誉为“小上海”。

四

铜城市“经济建设蒸蒸日上”的景象，吸引了新华社华中分社记者的目光。

1942年底，著名记者范长江带领仅有7名报务员的华中分社，随新四军军部进驻盱眙县黄花塘。

在这里，他们一行亲眼见证了新四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动人场景、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繁荣面貌，以及根据地新文艺运动的蓬勃生机。这些见闻通过电讯不断发往延安，相关报道也频频登上《解放日报》的显要位置。

《解放日报》1941年5月创刊于延安，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

1943年6月21日，一份电稿以“新华社华中”的名义飞向了延安，这就是刊登在22日《解放日报》头版的《津浦路东根据地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天长铜城市纺织榨油各业发达》。

通讯语言简洁直白，风格朴素，通过具体行业和翔实数据，生动展现了津浦路东根据地铜城市的工商业发展面貌。

文中既体现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的自主与活力，也蕴含着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极具鼓舞人心的力量。这篇通讯，同时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珍贵的纪实价值。

在铜城市经济日渐兴盛之际，新四军二师还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军民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二师全体干部战士，一边坚持军事训练、学习文化，一边帮助群众进行生产劳动。他们开荒种粮、植树种菜、养猪养羊，实现了全年蔬菜、食油自给，不仅改善了自身生活，还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次年10月，根据地党政军在铜城市联合召开群英大会。白天，举行民兵大比武检阅活动；晚上，大众剧团和淮南各地方剧团进行汇报演出，此次演出号称“百团大会演”。

当时，整个铜城市内，戏台林立，人头攒动，街道广场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应罗炳辉师长之邀，范长江也来到铜城参加了大会。

在观看演出时，天高民兵大众剧团演出的地方戏曲《生产互助》，引起了他的关注，当得知剧本是一个叫缪文渭的农民创作的，他非常高兴。

他高度肯定这是一个好剧本，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意见。缪文渭在他的指点下，进一步结合大生产运动，对剧本进行了认真修改。

不久后，范长江还专门撰写了《〈生产互助〉及其作者缪文渭》一文，对该剧和作者进行了介绍，缪文渭和《生产互助》也因此在根据地一举成名。

后来，成为作家、安徽省文联副主席的缪文渭，每每提及此事，总是动情地说：“我能有今天的成绩，完全得益于我的益友良师范长江同志，完全得益于当年津浦路东根据地军民互助的抗战热情。”

一张泛黄的报纸，一则简约的通讯，既承载着天长“铜城市”的烽火记忆，也定格下根据地军民共克时艰的壮阔图景。

如今，铜城的街巷早已换了新颜，发展的脚步远超当年的憧憬，但那段历史淬炼出的精神遗产，却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