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至21日，“纪念欧阳修知滁98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滁州琅琊山醉翁亭畔举行。此次活动由滁州学院、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国欧阳修研究会、中国古散文学会联合主办，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60余位欧阳修研究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从多学科视域围绕着欧阳修生平交游、人生智慧与精神品格、文学史学及文化地位、诗文理论及创作风格、醉翁文化价值及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现将精彩发言观点摘登如下——

▲与会人员在醉翁亭举行祭拜欧阳修仪式

□裘新江/整理

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原会长、名誉会长熊礼汇首先作《有关欧文研究的几点想法》发言，认为欧文至少有三点值得挖掘：一是从审美角度看欧文的美感价值；二是从文风取向看欧公对唐宋古文艺术传统的贡献；三是从传播、接受角度看欧文对古文发展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原会长、名誉会长洪本健在《欧阳修笔下武将形象书写的多种文体和特色》发言中，就欧阳修笔下有五代后梁至宋仁宗朝多位武将形象的书写，分别出自不同的文体，展开案例分析，由此评说欧阳修以多种文体展示这些特色各异之武将形象的思想高度和不凡笔力。

中国欧阳修研究会会长、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欧明俊所作《欧阳修的生活智慧与精神世界》发言，认为欧阳修既有丰富的生活智慧，可以随遇而安，潇洒旷达，超越人生困境，又有充实的精神世界，崇尚君子人格，以民为本，宽简为政。

著名汉学家、日本九州大学教授，日本宋代文学学会会长东英寿以《欧阳修“启”文体的特色——欧阳修四六文与<文选>四六文之比较》为题线上发言，就欧阳修“启”文体的特色展开分析，认为欧阳修乃有意识地理解四六文之结构与特色，进而学习四六文之创作。此与《文选》所收书简作者自然而然创作当时流行之四六文，情况迥然不同。

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庆在《欧阳修和滁州—读书札记》发言中，就欧阳修被贬到滁州的原因发表看法，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涉外甥女张氏置产罹过。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王基伦所作《欧阳修笔下的女性书写：一个来自儒家生命的思考》发言，则考察了欧阳修记录女性的作品，认为主要是以墓志为载体来评述女性的美德，由此我们更能理解北宋时期男性士大夫笔下的妇女生活样貌，呈现出传统儒家生命的思考面向。

韩国祥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国中国散文学会原会长权锡焕在《欧阳修记体文中所呈现的空间经营考察——文人场所组织与意义化策略》发言中，则通过对欧阳修记体文的考察，来分析其空间经营原则，认为其提出的空间经营策略对当代“场所营造”理论具有启发价值。

日本南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毅在《<醉翁亭记>在日本》发言中，首次对欧阳修《醉翁亭记》在日本流传影响进行梳理，配合珍贵图片，分别从文章典范、艺术题材以及世界视野方面加以讨论，以窥见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个侧面，据他研究，在日本，《醉翁亭记》被奉为文章典范，当地也有醉翁绘画、醉翁酒和醉翁亭漆雕。日本明治时期，曾有西方人把《醉翁亭记》翻译成拉丁语，可对比之下还是觉得原文太过精彩，译文始终无法传达出原文之神韵，于是留下“原文如玉、译文如泥”这句日本翻译界的名言，因此他得出结论：“欧阳修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著名欧阳修学专家、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名誉会长刘德清以《欧阳修与“唐宋变革论”》为题发言，就20世纪初日本京都派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提出的重要历史理论——“唐宋变革论”补充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欧阳修正好处在“唐宋变革论”结束期的关节点上。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德建所作《作为士大夫之学的“欧学”体系与历史建构》发言，首次提出“欧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认为作为士大夫之学的学术三分体系中文学一派是由欧阳修建立起来，欧学作为一派学术，影响极大。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林良娥所作《欧阳修<蝶恋花>伤春词的时序书写与美学意蕴》发言，敏锐发现欧阳修以《蝶恋花》词牌创作了二十二首词风清丽婉曲的婉约词，其中十七首是以“伤春”为主题的，认为这些词除了寄寓了身世之感、年华流逝之惆怅外，亦体现了他对人生的执着与疏狂态度以及对闺中妇人命运的关怀。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助理教授刘海莲所作《一盏茶写襟怀：欧阳修茶诗中的性格与处世观探析》发言，则通过欧阳修十余首茶诗分析其借茶写志、履忠守道以及进退有度、自适的处世态度。

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晓霭所作《欧阳修词之应歌及“风流心性”》发言，则认为欧阳修词之应歌，在倚声填词、付与歌喉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其“风流心性”。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张鑫诚在《论欧阳修建物记中的吏治书写与颂圣意识》一文中，认为欧阳修建物记中，具有文教与美治两种循吏传统下的吏治书写及颂圣意识，并呈现为一体两面。

吉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静所作《欧阳修仕宦前期诗歌的忧乐书写》发言，认为这既充分展示作为一代宗师的个体命运的升降沉浮，又可藉此管中窥豹，一睹中国文化高峰时代文人士大夫的行藏出处与人生抉择。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张万民所作《欧阳修与宋代<诗经>诠释：以“淫诗说”为中心》发言，认为欧阳修所说的《诗经》“淫诗”，其实是《诗序》早已指出的“淫奔诗”，而朱熹所说的“淫诗”，则是“淫奔者自作”诗，二者有根本的分歧，是以“据文求义”为基本原则，以“人情”多样性的还原为中介，并以“圣人之志”为终极标准而实现了“圣人之志”与“诗人之意”的剥离，最终启发了朱熹的“淫诗说”。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夏国强教授所作《欧阳修“元气”论》发言，认为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集中论述了他对于“元气”的认识，其中既有宋儒于身边格物穷理之精神，又有万物内部一体两面运转的气论，反映在其文论中去追求文辞应能顺应本意。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原院长，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原副会长，博士生导师阮忠所作《欧苏同谥“文忠”说》发言，认为欧苏谥号的契合，表明二人在道德文章、廉方公正上的一致。两人承继韩愈的道统，都以仁义为底色，鲜明表现二人的儒学立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欧阳修研究会秘书长王兵所作《论“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滁州欧公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发言，认为可以将欧阳修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的综合性文旅产品，最终实现文化传承、旅游增收、产业升级和城市品牌提升的协同发展目标。

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原院长、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副会长裘新江所作《论欧阳修在清代的接受影响——以滁州为考察基点》发言，则立足滁州本土文化，以滁州为考察基点对欧阳修在清代的接受影响进行了详实分析，认为自宋代构建起的景欧传统，历经元代的民间传承和明代景欧崇王（阳明），至清代景欧弃王，至今连绵不断，显示出欧阳修文化的巨大传播力和影响力。

滁州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会名誉会长张祥林所作《孙觌与<滁州重修醉翁亭记>》发言，认为作为现存最早的修亭记文，不能“文因人汰”，当正视其文献价值和艺术特色，他还考证了欧阳修当年的滁州山游路线，对开拓滁州欧阳修文化旅游和研学提供了新路径。

滁州市琅琊区政协原副主席、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会名誉顾问徐茵所作《滁州十二景中“醉翁行迹”的文化景观考释》发言，以欧阳修在滁州所作诗文为核心文本，结合方志、景集与碑刻史料，系统考证了滁州十二景中与“醉翁行迹”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景观遗存。

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会副会长骆跃泉所作《“醉翁”境界中的修齐治平之道》发言，通过《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滁州诗文核心文本，结合其“宽简”治绩，深入剖析其“文以载道”之“道”的具体内涵，认为其构建了一个“醉翁”的文学意象，其表层是山水之乐，其深层则是儒家士大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与民同乐”的治理成果。

滁州学院档案馆副馆长、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会秘书长王亚斌所作《从琅琊山石刻看“景欧”情怀：一个文学与地理的交融范式》发言，认为琅琊山石刻成为承载与诉说“景欧情怀”的永恒媒介，并将这种情怀经典化、范式化，物质性存续与文本互证共同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场域。

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杨朝蕾所作《欧阳修“以劲论书”美学思想及其文化渊源》发言，认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劲”系列范畴的密集出现，融法度技巧、风格气韵、与人格精神于一体，既直抵书法的本质，又引领时代的审美转向。其可远溯先秦儒家的刚健品格，承接宋前书学的法度与气象，根植当代诗文革新与士风重塑的现实状况，为宋代“尚意”书风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刚健内核。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副主编陈光锐所作《欧阳修托名智仙主建醉翁亭原因考辨》发言，认为醉翁亭的主建者是欧阳修，不是智仙；欧阳修托名建造者智仙与他知滁之初的畏祸心态有关；《醉翁亭记》破体为文，戏笔写真情，托名智仙主建醉翁亭是一句戏言。

▲“醉翁之意·山水之间”原创诗文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