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学武

一生官场三次“被黜”，但其性格耿直，不随圆方，坚守本性的做人，本色始终不变。在他去世后，一代文学领袖欧阳修作为他的晚辈，被贬至滁州做太守时，专门瞻仰他的画像，作《书王元之画像侧》表达敬仰之情。多年后，苏轼也撰文，称他“以雄风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在他任过太守的滁州，州人视他为直贤，画像留念，并在琅琊山醉翁亭特建“二贤堂”，将他和欧阳修两位太守一并供奉瞻仰，至今八百余年不废。此人就是王禹偁。

据《玉壶清话》记载，王禹偁“性狷介，数忤权贵，宦官尤恶之。上累召至中书戒谕之，禹偁终不改。”在一次为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上，宋太宗独召至御榻，面戒之曰：“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领导的告诫，并没有改变他的初心，仍是不改本色，坚持原则，直道行事。

不久，宋太宗提拔他为左司谏、知制诰，担任自己的秘书。按理应该对太宗说一些客套话、感恩的话，他却当天就送给皇帝一份《端拱箴》，劝宋太宗戒奢侈、行节俭、施仁政。又比如989年冬，京城大旱，民不聊生，他却不识时务地向皇帝上疏“一谷不收谓之馑，五谷不收谓之饥。馑则大夫以下，皆损其禄;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并建议宋太宗下诏，除了宿卫军士、边庭将帅外，其他官员都减少俸禄。于是，朝中大臣几乎被他得罪光了。

991年，庐州尼姑道安状告老翰林、著名文学家徐铉与嫂子姜氏通奸。经审查，道安系诬告，本当受罚，但宋太宗下诏赦免了她。对于皇帝已经决定了的事，王禹偁颇不识相，坚决要求治道安的罪，并为徐铉雪冤，弄得皇帝很是生气，把他贬为商州(今陕西商洛)团练副使。短短八年间，由于敢于直言，除了被贬商州，先后被又贬滁州、黄州。

在皇帝面前据实直书的行事风格，并不影响他为百姓办事的初衷。被贬滁州后，他没有消极怠政，而是积极乐观为民办事。时值滁州旱热，稻秧无法栽种，王禹偁就想尽办法，四处求雨，不久，天降甘霖，旱情解除，百姓欢呼雀跃，于是就有民谣赞颂王禹偁。面对这些褒奖，他在给下属的一首诗中写道：“可堪今夏旱，如燎复如焚。食禄忧人忧，寒夜眉不伸。”对于百姓和下属的颂扬，王禹偁头脑清醒，坦言：“为霖非我事，职业唯词臣。”由此可见，王禹偁不忘地方父母官的责任，体恤民情的行事风格。在任职的每一个地方，王禹偁都为百姓办实事，把百姓冷暖记心上。

作为宋初的改革派和著名诗人，王禹偁的文学成就自不必说，但他始终把奖掖后人作为自己的己任。一些后来成为朝中重臣的文化人，均被他指导或举荐过。其中有一个叫丁谓的举子，因诗文锦绣，王禹偁将他比肩唐代韩愈和柳宗元，极力向朝廷推荐。后王禹偁被贬滁州时，已升任高官的丁谓，写信给他，认为王禹偁过于高亢刚直，才使他一再被贬。对此，王禹偁非常鄙视这种自堕名节，甘愿与世沉浮的行为，非常不屑地写信回敬道：“你官场圆滑，以成败论是非，以炎凉看去就，非知我也！”后来丁谓虽官至宰相，但终因世故、圆滑，声名狼藉，被称为北宋“五鬼、六贼”之一。

在私生活上，他一生无论贫贱富贵，都不曾纳妾，妻子简朴持家不施粉黛，儿子则都遵规守矩，不爱钱财。王禹偁死时的遗言，不为子孙乞官，只让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清苦度日。

王禹偁寒门出生、科举入仕、心忧天下，一生被贬三次，晚年作赋自嘲，仍不改初衷，甚至还写了一篇《三黜赋》以明志，文章结尾：夫如是，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意思是，对于自己所作所为，我绝不后悔，绝不回头。《宋史》对他的评价是：“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

正如苏轼所说的一样，他太正直了，宁折不屈。

掩卷沉思。从王禹偁身上，我看到了做人的底色：居庙堂之上，清廉、亲民爱民；庙堂之下，正直、品行高洁、不合流俗、坚守底线！这，或许就是我们当今很多人所稀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