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NG REN JI
缝纫机，老一辈人都叫“洋机”。那个年代，叫“洋”的东西很多，洋烟、洋火、洋油、洋碱、洋钉，但在我们眼中，所有的“洋”都不及“洋机”，这才是真正的“洋”。其机械构造、使用原理，一看就是舶来品。
1977年，城西居民任桂兰通过“走私”渠道购得一台缝纫机，系上海产蝴蝶牌。
任桂兰（1936—2018），我母亲。
我母亲手很巧，洗衣浆裳，烧锅煮饭，纳鞋底，打草帘，样样都行。小的时候，记得我们家有一小笸箩，里面林林总总全是母亲用的家什，针锥、针箍、针线盒、碎布料、剪刀、纽扣、松筋带、拉链、划粉、布尺。每天夜晚，母亲都会在灯下为一家人飞针走线、缝缝补补。有两个动作，我一直记忆犹新：时不时地，她会将衣针在额头“光”一下；时不时地，她会用嘴去“啪”地扯断线头。
在当年，会裁缝、能打缝纫机，是要正儿八经学徒的，不学两三年是出不了师的。而我母亲的缝纫手艺，全是自学加“偷学”。那时老市口有一家裁缝店，我母亲来来去去都会到店里站一会儿，和老姐姐大妹子们拉拉家常，顺便再问一问，“滚边”怎么滚呀，“压脚”怎么压呀。母亲人缘挺好，人家不但教她，有时还会让她上机试踩两脚。这一试踩不要紧，把我母亲心中的梦想彻底踩飞了起来，她要买一台缝纫机！
在1977年中秋节之后不久，我清晰地记得，那一晚我母亲神情紧张、兴奋而又神秘，她让我们守好家门，然后和父亲推着自行车双双消失在了夜色中。不多一会儿，人回来了，父亲的自行车后架上多了一只老大的纸箱，上面赫然印着：小心轻放，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缝纫机二厂出品。哇呀呀，我们高兴得直蹦，母亲连忙阻止，指压嘴唇，让别出声。
父母不知通过什么路径，接触到了一地下渠道，托中间人从上海内部订购好缝纫机，然后上船走水路，经长江、运河、高邮湖，再入白塔河到达天长东门港口。
母亲的梦想实现了，从此，我家有了缝纫机“哒哒哒”的声响，这声响欢快而又悦耳，让一家人温暖而又充实。
2002年，父母搬离砖井巷老宅时，一些老旧家具都没带，但母亲把这台缝纫机带上了。母亲走后，这台从“水路”来的缝纫机，我们一直没舍得丢，至今还在。
□作者：钱玉亮
“三转一响”，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一个特有名词，也叫“四大件”，分别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
“三转一响”，是那个时代一个家庭的梦想，能同时拥有这“四大件”的家庭，会让人羡慕不已。
那时想要实现“三转一响”的梦想，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我的母亲却很要强，她很勤劳，也很能干，且持家有方。当“三转一响”逐渐步入普通家庭后，她尤为恐慌。她的“要强”，不仅让自己不能轻松，也让全家跟着一同负重前行。印象中，我们的少年时代一直在节衣缩食，每日三餐，缺荤少油，逢年过节，虽有萝卜烧肉上桌了，也是“萝卜放哨猪肉睡觉”，只见萝卜不见肉。日子过得精打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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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
SHOU BIAO
手表来我家稍晚，这之前我家有一只碗口大的小闹钟，上发条的那种，设定好时间，它会“叮铃铃”闹个不停。就功能而言，这个比手表实用，能让我们掌握时间，上学不会迟到。
但手表的功能不仅仅是“掌握时间”，更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手腕上有一块亮藿藿的手表，那家伙，走起路来都神气六国。那时，穿的确良衬衫，骑自行车，戴手表，是一个青年处对象的标配。
我们小小年纪，差不多都干过一件糗事，爱用圆珠笔在手腕上画一块表。我母亲虽大字不识，但她却是一个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人，随着我们兄弟俩年龄的不断增长，她知道，关于手表，是迟早的问题。
1978年，我哥应征入伍，临走的头天晚上，我母亲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摸出了一个手帕包。打开一看，竟是一块雪亮的钟山牌全钢17钻手表，这款表在当时价廉物美，一票难求。我母亲是什么时候弄到这款手表的，我们真的毫不知情。我哥起初不要，我母亲硬把手表戴在了他的手腕上。
但大半年后，我哥又把手表寄了回来。
我哥在信中说，“我现在部队很好，作息全有军号，故不需要，且班长、排长都没有手表，我戴了影响不好，我要发扬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不断争取进步。爸妈辛苦了一辈子，这表还是爸妈戴好。望爸妈保重！”
手表回到家中，我母亲既没有给自己戴，也没给我父亲戴。回到家中的手表，又被我母亲重新包好，继续密藏于箱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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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转一响”中，我家最先拥有的是一辆自行车。这一“转”的率先实现，是因为我父亲的工作需要。
十岁之后，我们家有了自行车。黄昏时分，只要一听到巷口拐弯处有自行车的铃声，我们兄弟俩立马就会雀跃而起，扑向门外。父亲面庞清癯，不善言语，他两手骨骼分明，握着自行车龙头，龙头上挂有一只人造革黑包。我们扑将出来，知道那包里不会有我们任何的惊喜，我们感兴趣和自豪的是他胯下的自行车。哥哥会跑过去，把车铃摁得像学校上课的电铃一般响亮，我则会爬上衣包架让父亲推着回家，虽然只有短短几步路，但也快活无比。
这是一辆旧车，来到我家时，已不知是三手还是四手了。自行车那时也叫“脚踏车”和“钢丝车”，来时它的“脚踏”磨损已很严重，后轮毂的“钢丝”也断了两根，且坐垫歪斜，大杠脱漆，刹车不灵，恍如一病重之人。是父亲经过精心修理，才“治愈”了它。这是一款“长征牌”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梁粗，载重量大，可大杠上坐一人，后面带两人（衣包架上绑一块木板即可），能同时骑上四人。它的新车，据说得要父亲的半年工资，至于这辆旧车价值多少，当时我们并不知晓。
父亲是北方人，在本地举目无亲，平时有两只馍，一碟咸菜，就能对付一餐，生活极俭。据说那年，是我母亲打了一季红草帘，挣了一点钱，才决定让我父亲买辆自行车，以方便经常回家。记忆中，汊涧道班、十八里集道班、自来墩采石场、九里道班、郑集道班，我父亲都先后工作过，那时我们丝毫没有概念，这些道班（采石场）与城西砖井巷距离有多遥远。
在砖井巷中，是哪家最先拥有自行车的，现已无考。我家有了自行车后，最神气活现的是我们兄弟俩。我哥大我三岁，高我一头，父亲一下班回来，我哥就会把自行车推到城西小学操场上。两腿够不着脚蹬，他就斜身将一条腿从大杠穿过去，名曰“掏螃蟹”。我哥无师自通，很快学会了骑行，引得他们班上一帮女生“喔喔”直叫。我有样学样，也跟着学“掏”，在摔了若干个鼻青脸肿后，终于也能在无人扶助下，可以成功绕操场一周。在砖井巷一帮毛孩子中，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学会骑车年龄最小的一个。
1979年，我念完初中，父母突然决定终止我的学业，让我顶替父亲去道班当一名养路工，算是给了我一个“饭碗”。在给“饭碗”的同时，父亲还把他骑了六七年的“长征牌”二八大杠也郑重交给了我。在这之前，父亲已把它擦得锃光瓦亮。当时我很想继续念书，可经过哭闹、绝食、装死等一系列抗争均告无果后，我只有无奈地跨上这辆自行车，蹬了三十多公里，来到一个叫上七下八的筑路工地，开启了我跌跌撞撞的人生。
自行车
ZI XING CHE
收音机
SHOU YIN JI
“三转一响”中的“一响”，是我怀抱鲜花一样抱着回家的。
我父亲是一个木讷的老实人，也没有任何嗜好，不打牌，不下棋。白天没事干，他不是倚着门框晒太阳打瞌睡，就是到法院的旁听席上听审理案件。看到辛苦劳碌了三十多年的父亲退休后生活如此寂寞、寡味，我心中有点不是滋味，遂在顶替他上班第二年，拿出一个多月的工资，自作主张买回了一台收音机。
这是一台“红灯牌”两波段台式直流收音机，上海无线电二厂出品，体积12英寸左右。这么大体积的收音机，那时只有结婚嫁娶的人家才会置办。我青葱年少，怀抱着它，从百货公司出来，走过茶食店、酱园店、红旗理发店；经过老市口后又路过裁缝店、棉花店、豆腐店、西门小吃部、丁家茶炉，然后向南拐进了砖井巷。一路上，我知道有无数的眼睛在我的怀中滴溜溜打转，我只能保持平静，面部略带微笑，样子年少并不轻狂。我记得我进了砖井巷后，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波澜，打开了收音机旋钮，我是踏着一曲当年人们非常熟悉的歌声进了家门的。那是电影《甜蜜的事业》中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收音机来到了家中，父母惊讶之余，又忙问了多少钱，因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贵，因此显得非常高兴。母亲脸上还露出了梦幻一般的笑容，说，这下，我们家“三转一响”可不都齐了？又对我说，老二，看上哪家姑娘可以谈啦。那天，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听着它，感觉幸福无比。
有了收音机，听得最多的当然是父亲，常常听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为止。
大概一个月后，收音机的音量开始渐弱渐小，这无疑是电池快用完了的缘故。父亲不知听谁说的，他从收音机屁股后面把四节电池取了出来，搁在太阳下晒。效果的确有一点，但并不明显，他叽咕道，“这多费电池呀，要带电多好”。当时我没有在意他的话，那天，我回到家中，看到父亲一个人坐在门堂里犯傻，问怎么了，他说：“我把收音机搞坏了，家里的电灯也全不亮了。”我脑中猛地闪过一个念头，他给收音机通电了！
一问，果然不错。父亲为了节省一点买电池的钱，一个人在家把灯头下掉，将两根线拴在收音机后面那正负两极的铁片上，然后去拉开关，收音机“嘭”地一声，冒出了一缕白烟，同时，电闸的保险丝也爆了。他说：“我看人家的收音机是可以带电的。”声音有些发颤。
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一副怎样的“嘴脸”，也记不清把手中的什么东西一摔，大声道：“你，你多……”我把到了嘴边的“笨”字咽了回去，改用了“多危险”。父亲望了我一眼，那目光非常慌乱，俨然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就是父亲这么一眼，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中，使我今生今世都难以忘怀。
我在父亲的身边长大成人，看到过最多的是慈祥、鼓励的目光，也看到过无数次威严的、训斥的目光，唯独只有这一次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目光，这目光在所有的人面前都可以流露，可就是不应该在儿子面前流露。
待收音机修好后，我突然发现，父亲已不再那么热衷于听了。收音机放在堂屋的条几上，为防灰尘，上面覆盖了一块洁白的方巾。母亲还在方巾上绣了一枝红梅。
如今，我的父母都走了。“三转一响”也早成为历史，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了。回首过往，一切仿佛只是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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