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安

潘世圣《鲁迅与日本》（2025年4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站在中、日、西三种文化的边界，以鲁迅的经典作品及其翻译著作为圆心，透视现代西方文明经由日本影响鲁迅思想的深层文化路径，看到作为文化中介者的鲁迅，如何接受、改造、传播西方现代思想改造孱弱国民的因果链条，揭示中国古典思想与同时代全球性变革思想同频共振的文化根脉。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一种文明在发轫之时，往往朝气蓬勃，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脱离了这种有强劲生命力的发展势头，逐渐走向阻滞衰败，这种状况就叫作“文化偏至”，这样的文明要变革，首要就是立新人，新人必“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新人应当不被外在物质所迷惑，不被人云亦云所遮蔽。一言以蔽之，就是“尊个性而张精神”，就是要做一个有独立精神、批判思考的理性之人。作为文化中介的鲁迅，独立理性的思辨精神在他译作、创作当中一直贯穿始终。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是域外文明到本土世界后最为典型的文化变奏。摩罗即“魔罗”，直译为魔鬼派诗人，用来指称西方浪漫主义诗人，《摩罗诗力说》将西方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强势而系统地引入中国。考察其成书源流，与德国蜚声国际的文学史家舍尔《世界文学图史》密不可分，据鲁迅弟弟周作人讲述，鲁迅“1906年重返东京后，在旧书店上花了十元左右的大价，买到一大本德文《世界文学图史》”。鲁迅留学期间，时值日本大力学习德国的时期，大量德文著作被译介，还引入了不少德文原典，德国图书在各大书店畅销一时。故得书经过，皆有实据可考。

舍尔《世界文学图史》包罗了大量不同民族文学。包容的民族文学越丰富，就越能体现德国人独一无二的吸收能力，越能增进德意志民族作为世界文学拥有者的文化认同。换言之，他以文化民族主义统摄世界主义，用世界视野证成民族优越性。鲁迅《摩罗诗力说》延续了这种“民族”书写立场，站在世界文学的视野，辩证思考民族与世界。

鲁迅文学史体系自成一派，得益于与舍尔中心、边缘观念的分野。舍尔的文学史，将欧洲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中心，德国文学是中心的中心，东方文学乃至未开化民族文学，则无法纳入世界文学的边界之内。鲁迅则超越了这种窄视与自大，将印度、希伯来、伊朗、埃及等东方文学纳入讨论的中心范围。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中介者，鲁迅提出“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要在世界民族地形图中，互相比较，找准本民族的定位，重估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重估本民族文化则要“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涂，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概其要义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便可达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建立世界视野，张扬世界主义，正是发扬民族精神的基础，提倡民族主义，并非旨在证明本民族的优越性，而是试图确立以古老民族文化传统为基石的民族自觉，这与舍尔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观念。

鲁迅作为跨文明中介者，在近代文学文化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了解鲁迅改造异质文明的甄别取舍，既可以看到本民族文化的自抉与更新，也能很好地厘清文明之间的影响关系，消除文明间的隔阂与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