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旺源

元宵节，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承载着农耕文明的时序信仰与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其起源可追溯至西汉，彼时正月十五被定为祭祀“太一神”之日；至东汉，佛教传入后，汉明帝下令正月十五燃灯礼佛，逐渐形成“燃灯表佛”的习俗，后演变为全民性的灯节。唐代诗人苏味道笔下“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的盛景，印证了元宵节在盛唐时期的空前繁荣。而宋代之后，随着市民经济的兴起，元宵节从宫廷仪式走向民间狂欢，成为跨越阶级的全民庆典。

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我们得以窥见唐宋时期元宵节的另一重面貌：第220窟身姿灵动的胡旋舞者以及第159窟的僧侣燃灯斋佛，这些画面记录了佛教与民俗的深度融合。至明清，元宵节成为画家笔下的经典题材，如明代《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上元灯彩图》，清代《升平乐事图》等，皆以丹青为媒，定格了不同时空的元宵记忆。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元宵节是少数能打破宫廷与民间壁垒的节日。明代宫廷画师笔下的《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便是一幅生动的皇家元宵图鉴。画面中，明宪宗朱见深身着龙袍，端坐于殿前，目睹宫内仿建的民间街市：货郎车上挂满象形灯、蟾蜍灯、螃蟹灯，孩童争购玩具；杂技艺人表演钻圈、倒立，惊险处引得鼓乐齐鸣；更有鳌山灯棚高耸，以松柏枝仿玉皇座驾“巨鳌”之形，彩灯间穿梭的“八仙”仿佛将仙界搬入人间。这幅长达6.24米的绢本画卷，不仅展现了明代宫廷工匠的精湛技艺，更暗含“与民同乐”的政治隐喻——大臣们煞费苦心将市井烟火搬入深宫，只为博君王一笑。

而清代《乾隆帝元宵行乐图》则呈现出另一番皇家气象：乾隆帝端坐楼阁，俯瞰皇族子弟嬉戏。画面中，西洋画家郎世宁用写实笔法，将人物神态与服饰细节刻画得栩栩如生；中国画家补绘的亭台楼阁则延续传统界画技法，以工整线条勾勒节日庄重。两幅画作对比，可见明清两代宫廷审美从世俗狂欢向礼制规训的微妙转变。

若说宫廷画作是元宵节的华美序曲，民间画卷则谱写着更鲜活的生命乐章。明代佚名画作《上元灯彩图》以2.66米长卷，全景式呈现南京秦淮河畔的元宵盛况：街市人头攒动，商贩叫卖声似可耳闻，荷花灯、南瓜灯、走马灯琳琅满目，文人雅士驻足赏玩字画奇石，孩童簇拥着货郎车挑选雨花石。这幅被誉为“明代版《清明上河图》”的作品，将金陵的富庶安逸凝固于绢素之上。

南宋画家李嵩的《观灯图》则以细腻笔触捕捉市井趣味：两名童子手提兔形灯与瓜形灯，桌上走马灯旋转不息，灯影交错间仿佛能听见孩童的笑闹。而朱玉的《灯戏图》更以十三名戴假面的艺人定格了南宋临安社火表演的瞬间——他们或扑蝶、或跳跃，动作诙谐如傀儡戏，鼓点节奏跃然纸上，恰似“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意注解。

透过这些古画，古人“闹”元宵的多元内涵渐次清晰。从汉代“燃灯祭神”到宋代“猜灯谜”，灯火始终是沟通天人的媒介。明代《升平乐事图》中，童子手持鹿灯、鹰灯嬉戏，马灯寓“马到成功”，蟾蜍灯寓“蟾宫折桂”，一盏盏花灯承载着世俗愿望升腾夜空。杂技、社火等表演突破日常秩序，构成节日的“狂欢基因”。而南汤圆与北元宵的制法差异，在清代《卖汤丸》《卖元宵》两幅外销画中一览无余——南方以手搓馅料成团，北方则“滚”糯米粉为球，一南一北，共诉团圆。

今日的元宵节，虽少了古画中的竹马社火、鳌山灯棚，但吃汤圆、赏花灯、猜灯谜的习俗仍在延续。那些沉睡在博物馆中的画卷，不仅是艺术珍品，更是解码传统节日的文化密钥。当我们凝视《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宪宗皇帝慈爱的笑容，或《上元灯彩图》里南京街市的烟火气，仿佛能穿越时空，听见古人对生活的热望——那是“闹”中蕴藏的生机，是平凡岁月里对美好的永恒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