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俊文

盼望着，盼望着，那个被叫做“年”的客人，披着雪花姗姗而来。

祭灶

如果说“腊八粥”可以吃得随意些，那么，腊月二十三（我国南方二十四）祭灶则必须正儿八经——“小年”是“大年”的前奏。就好比一首乐曲的序章，一台大戏的序幕，不能有丝毫差池。况且，按传统习俗，这一天是专为那位手眼通天的灶王爷准备的。灶王爷是乡村众神中掌管着芸芸众生“茶饭”的神，其地位之高，谁都不敢怠慢。

早年，我家的祭灶活动多半是奶奶操办。她常年负责我们一家七八口人的饭食，是最接近灶王爷的那个人，由其出面接待，图的是熟人熟面，人与神之间便于沟通交流。更重要的是，奶奶知晓灶王爷的脾气、秉性。

腊月二十三这天，我奶奶早早将烟熏火燎的厨房打扫干净，把“请”来的灶王爷画像贴在土灶神龛里，神像前摆下一碗糯米饭，饭头上插着三炷香，作了三个揖，以示对灶王爷的恭敬之意。

在我的记忆里，灶王爷的画像如书本大小，红印堂，黑须，阔嘴巴，不苟言笑。但若细看，威严之中显出若有若无的微笑——那是雕版的民间艺人深谙大众心理，让人们在敬畏神灵时，觉得神亦有某种可爱之处。

奶奶在祭灶时，有她特创的一个套路——将黏糊糊的糯米饭抹在灶王爷的那张阔嘴上。我不解其意。奶奶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这叫“封嘴”。原来这灶王爷在“督查”人间烟火届满一年后，须向玉皇大帝汇报下界的情况，所以赶在他回朝之前，将其嘴巴封堵上，不能乱说人的坏话。我奶奶的这一招，是否灵验，我不得而知。

还有更搞笑的一招。每年祭灶时，奶奶会从荷叶包里取出两汤匙“鸡屎糖”，冲半碗红糖水，置于灶台，侍候灶王爷的坐骑。别看灶王爷官职不大，一年到头在厨房里转悠，但它却配有一匹“枣红马”——蟑螂。早年乡下的土灶都是用土坯砌就的，易滋生蟑螂。现在倒好，它们竟派上了大用场，成了灶王爷的标配。

许多年后才懂得，在农业文明时期的乡下，原来神是如此朴素。

土灯笼

灯笼是过年一景，缺少它，年味就淡了几分。在乡村还没有用上电的时代，黑咕隆咚的年夜，由一只只灯笼把它照亮。

我们村有一位四川老人，他会用竹篾扎灯笼，但当地没有竹子，自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小时候，只见过四川老人扎过一回灯笼，那是只鲤鱼灯，鱼背上留有两个气孔，点上红蜡烛，被孩子们提着满村跑。

我们过年提的灯笼，全是用高粱秆做的。上一年的秋天，收割高粱时，孩子们会囤集一些直溜的高粱秆，待到过年做灯笼。我在长篇儿童小说《红蜻蜓绿蝈蝈》里，曾这样描述过：挑选粗壮的高粱秆，按尺寸长短截成十二段，作为灯笼的四柱八梁，用细铜丝（或大头针）将它们固定起来，像一个方形的鸟笼，在外面蒙上一层白油纸或红油纸；再锯一方小木板，木板正中倒锲一只钉子，用来插蜡烛。

高粱秆虽不像竹篾能曲能弯，做出各种形状的灯笼，但方形的土灯笼也让我们很喜欢。吃罢年夜饭，孩子们急不可耐地从一个个门洞里跑出来，每人手里擎着一只自己做的红灯笼，在村巷中奔跑戏耍，时而照一照水井，时而照一照牛屋、鸭棚。那种简单的欢乐，是金钱买不到的。

我们还有一个小发明，杀年猪时，把杀猪匠褪下的猪蹄硬壳保存下来，从烫猪的水盆里捞一些浮油，将其装入蹄壳；再用棉花捻一根短线做灯芯，便成了一盏小油灯，也可充当蜡烛使用。因此，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的土灯笼为许多个黑夜送去光明。

撂火把

俗话说，不出正月都是年。

我的家乡正月十五不兴舞狮子，也不玩龙灯，但村村寨寨撂火把。因而正月十五被称为“火把节”。

撂火把对孩子们来说，比过大年放炮仗的吸引力还要大。

火把的来源有两个渠道：一是将平时用旧的刷锅把和笤帚疙瘩晒干，留作备用；二是用高粱秆、芝麻秆扎新火把。新扎的火把缺点是质轻、体积大、燃烧快、抛不高。旧的刷锅把和笤帚疙瘩就不一样了，只剩下一个扎紧的把头，点燃后一出手，抛得老高。撂火把的魅力就在于看谁抛得高，抛得越高，来年的日子就越旺。

我们那地方属于丘陵地带，山上除了生长高不过脚踝的巴根草，几无树木，撂火把用不着担心发生火灾。甚至一到冬季，村里的老人还故意在山岗或田埂上放一把野火，把枯草烧尽，来春好重新长出新草，便于放牛羊。

正月十五之夜，我们先在山上燃起一堆篝火作为火种，点燃一支支火把后，向夜空抛去，几十支火把起起落落，明明灭灭，照得黑夜如同白昼——这也许就是今天放焰火的原型吧，虽然原始，但撂火把带给我们的亢奋和快乐，一点儿都不输放焰火。

撂火把的最大好处是人与火把可以互动。我们边撂火把，边欢叫着：“朝东撂，结冬瓜；朝西撂，结西瓜；朝南撂，结南瓜，朝北撂，结北瓜。”无论朝哪个方向抛火把，似乎都能结出一个个甜甜蜜蜜的大瓜来。

待火把熄灭后，年的高潮也就过去了。接下来，翻开的是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