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培忠 韩柯庆
滁 城
琅然谁弹唱 苏字镇琅琊
提起滁州，众人最为熟知的莫过于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此文一出，名震天下，引得九州四海的文人墨客至滁吟唱。梅尧臣、苏舜钦、蔡襄、曾巩、王安石、韩维等都写过歌咏滁州、酬唱欧公的作品，在北宋文坛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滁州文化热”。其中就有文豪苏轼留下的浓墨重彩。
苏氏父子与欧阳修所交甚睦。当时，年仅8岁的苏轼便已知晓欧阳修，并将其作为学习的目标。庆历七年（1047），苏洵在诵读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并马表》时，命苏轼仿写，12岁的苏轼笔出惊人，“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苏洵看后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
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省试，当时欧阳修作为主审官，对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大为赞赏，想评为第一，又疑心这是门人曾巩写的，怕落人话柄，便将其作为第二名。而苏轼也是借此步入朝堂，名声远扬。欧阳修见苏轼颇为欣喜，多次感慨自己后继有人，正如其在《与梅圣俞》的书信中所言，“承惠答苏轼书，甚佳，今却纳上。”“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在《欧阳文忠公集》中，也记载了诸多欧阳修对苏轼父子的赞赏之笔。
而苏轼也对欧阳修满含敬重，据《苏轼年谱》记载，有好友曾以其比欧阳修，苏轼复信辞曰“欧阳公，天人也，恐未易过，非独不肖所不敢当也”。熙宁五年（1072）秋，欧阳修病逝。苏轼得知后大哭，作文祭奠。
在欧阳修逝世十九年后，琅琊山名声虽著，但渐以圮废。时任滁州太守王诏就辗转请托刘季孙，请苏轼给《醉翁亭记》写碑记。苏轼思念恩师，于元佑六年（1091）十一月已末在颍州书写，并由刘季孙交于王诏，刻石成碑。如今收于醉翁亭宝宋斋内，被誉为“双绝碑”，欧文苏字，珠联璧合，成为留存于滁州的文物瑰宝。明太仆寺少卿冯若愚曾云：“宋碑文字最著者莫如欧公滁二碑。”
除了《醉翁亭记》书外，苏轼还应庐山道人崔闲所请，为《醉翁吟》填词，成《醉翁操》。此词通过描绘自然美景和欧阳修的逸趣，表达了词人对自然与人生的独特感悟，情感真挚，思想空灵。《醉翁操》作为一首融合了文学、音乐与自然美景的佳作，不仅丰富了滁州的文化内涵，更见证了欧阳修、沈遵、苏轼等文化名人在滁州的交流与创作，充分体现了北宋时期滁州的文化繁荣。
凤 阳
观鱼台感怀 禅窟寺赠名
宋熙宁三年（1070），苏轼因在诗中多次表示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满，遭其以“往复贾贩”私盐案陷害被暂时罢免京官事务。一年后，苏轼上表要求“外放”州县工作，获准后于熙宁四年（1071）秋，前往杭州担任“通判”。
于是苏轼在南下陈州会晤弟弟苏辙以及至颍州拜访恩师欧阳修后，乘舟沿着淮河东行，经寿州，游荆、涂，到濠州。苏轼“过濠州，游涂山、彭祖庙、逍遥台、观鱼台、虞姬墓、四望亭、浮山洞”等古迹，留下了著名的《濠州七绝》。
在凤阳，苏轼驻足观鱼台，遥想千年前庄周与惠施的濠梁之辩，感慨万千，提笔留下了《濠州七绝（其四）观鱼台》，充分表达了超越自我、追求与自然万物合一之境界的想法，展现了他哲学思考的深度以及对人生、宇宙的独特见解。
而后，苏轼在游览当地“禅窟寺”时，取参禅之意，提笔留书“禅窟寺”。同时因寺旁泉水内有颜色莹白如玉的小螃蟹，亦书“玉蟹泉”，寺中僧人将字镌刻于石壁之上，留存至今，成为了凤阳胜景。
定 远
虞姬墓凭吊 游子情伤怀
苏轼在濠州游览期间，曾在好友赵倚陪同下，来到虞姬墓凭吊。虞姬墓坐落在定远县二龙回族乡东北三公里处，墓呈三瓣形状，墓上芳草丛生，其中有一种令人欣赏的花——“美人娇”，茎直立，叶对生，夏季开花，殷殷红色，人一接近，茎叶摇摆，无风自舞。虞姬墓又称“美人冢”“嗟虞墩”。苏东坡在虞姬墓前，看见孤坟残阳，却不见当年霸王盛气，独留美人孤魂，十分感慨，写下了《濠州七绝（其五）虞姬墓》：“帐下佳人拭泗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
诗中郑君，指项羽忠臣郑荣，被汉军俘获而坚贞不屈。刘邦欲考察被俘楚臣是否恋旧主，均令改名为“籍”，唯独郑荣拒绝，因此被逐。此诗渲染一种“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的苍凉黯然氛围，饱含了苏轼对国事日非的忧虑和自己无端受诬、被谗外放的悲愤，也抒发了自己叠遭排斥、不遇于时之慨。
明 光
浮山洞揽胜 兄弟诗怡情
明光作为苏轼两次路过之地，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刻之处莫过于浮山。熙宁四年（1071），苏轼在前往杭州任职时便路过浮山，感慨于自然神奇，留下了《濠州七绝（其七）浮山洞》，其弟苏辙闻诗也作《和子瞻濠州七绝浮山洞》。
浮山洞在山北侧的峭壁下方，是地质变化自然形成的洞穴。不过，洞穴有点奇。从前，淮河没有两边的大堤，是自西向东自然流淌的河道，河水流经仙人洞处，冲刷成一块平台。每至秋天和春天，人们常在洞口平台上驻足瞭望、歇息、观景。但很少有人敢进入仙人洞里，因为洞里常有大蛇、野兽、鸟雀栖息。
元祐八年（1093）仲春，苏轼赴任再次途经浮山，到了浮山古渡口，停船靠岸，进山拜佛，饱览山景，并应灵岩寺方丈邀请，赐下“镜清砥平”墨宝。灵岩寺僧人顿感寺院蓬荜生辉。为了纪念此事，灵岩寺僧人便联系当地百姓建了东坡亭。东坡亭修建时不叫东坡亭，而叫浮空亭，意为建在浮山顶端，如悬在天空一般；又因苏轼赞美浮山有诗句：“乾坤浮水水浮空”。后来，当地的一位蔡姓秀才说：“浮空亭，人们只能知道这个亭子的优美，而不知纪念苏东坡之意，应该改叫东坡亭，立意明确。”于是，此亭便改名东坡亭。
此外，《濠州七绝》的其他几首，涂山、彭祖庙、逍遥台、四望亭等，都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情感，描绘了濠州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同时既展现了苏轼对自然美景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悟，又蕴藏着他对历史的沉思和对人生的哲思。
全 椒
同窗人反目 古人诗次韵
全椒人张璪为苏轼同年进士。据史料记载，宋人非常重视同年进士之间的友谊，甚至将这种关系视为“兄弟”之情。入仕后，苏轼与张璪都曾在凤翔任职，两人起初有着亲密的交游。据《苏轼年谱》所载，嘉祐七年（1062）六月，苏轼与张璪曾登真兴寺阁远眺怀古。嘉祐八年（1063），张璪返回京师，苏轼为其作考辞，并作《稼说》，勉璪务学。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与张璪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逐渐显现。张璪在政治上支持王安石变法，并因此与反对变法的苏轼等人产生矛盾。在“乌台诗案”中，他对苏轼的遭遇持不利态度，进一步加剧了与苏轼等人的矛盾。苏轼与张璪的关系从早期的亲密交游变得愈加疏远乃至破裂。两人虽同为进士出身，但在仕途和人生选择上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除张璪外，苏轼与张瑰之子张轩民也为世交。张轩民为张璪之侄，其祖先张洎与其父张瑰均曾任参知政事（副相）。王安石拜相时曾想重用张瑰，却不料张瑰已于任中病逝，王安石感念与张瑰的情谊，因而起用张璪。熙宁五年（1072），苏轼作《送张轩民寺丞赴省试》，“传家各自闻诗礼，与子相逢亦弟兄”，其诗既有对张寺丞高中的期盼，又饱含浓浓的兄弟情谊。
苏轼在文学创作中经常使用“次韵古人诗”的手法，即按照古人的韵脚和格律来创作新的诗词。在《苏轼“和陶诗”研究》中提到，苏轼曾次韵韦应物的《寄全椒山中道士》，和诗一首送给当时居住在罗浮山中的邓道士。
天 长
南山遗爱守 剑外思归客
宋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抵达黄州的苏轼穷困潦倒。时朱寿昌为鄂州太守，与黄州隔江相望，时常送去酒食和物质资助。《苏轼年谱》记录苏轼回书信与寿昌第一简“双壶珍贶，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以作答谢。朱寿昌是滁州天长人，曾官至司农少卿、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年七十而卒。古代《二十四孝》记录了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为了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宁愿辞官。苏轼常仰慕其名，熙宁三年（1070），听闻朱寿昌寻得母归大喜，专门为其作偈语，并于熙宁四年（1071）作诗赠予朱寿昌，盛赞其孝行。
元丰四年（1081）冬，黄州逢大雪，苏轼观雪思人，提笔作《江神子·黄昏犹是雨纤纤》，并作序：“大雪有怀朱康叔使君，亦知君之念我也，作《江神子》寄之。”朱康叔，即为朱寿昌。此外，在《苏东坡全集》中，可查到苏轼致朱寿昌的信有二十一封、诗八首、词二首，有关朱寿昌的文二篇，由此可见两人志趣相投、情深意笃。
此外，苏轼还与朱寿昌共同治理过民俗乱象。朱寿昌曾收到苏轼书信，言“岳、鄂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石揆者，连杀两子”，同时信中还言道，“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风者，非公而谁？此事特未知耳”。两人相互协商，采取了禁止溺婴、邻保连带、加强教育、鼓励收养、设立机构、予以资助等多项举措，一举扭转了当地溺婴风气。苏轼后作《记救小儿》一文记之。
文化常常是一种寻找。苏轼与皖东，似乎并无关联的一人一地，却在历史长河之中因缘交汇，留下了一段段精彩绝伦的故事。千年后，他的璀璨之光仍然闪烁在皖东大地，值得我们去追寻，去探索！
名人与滁州
▼浮山堰
▼浮山堰“镜清砥平”石刻
北宋时，有一位文坛巨匠犹如明星般闪耀历史长河，至今仍灼灼其光，他便是号称“东坡居士”的苏轼。苏轼才华横溢，在诗词歌赋等方面成就颇丰，但却始终命运多舛，仕途坎坷。在他虽流离却充满豁达的人生中，与被称为“金陵锁钥、江淮保障”的滁州有着不解之缘。
▼苏东坡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