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春樵是一位同时兼擅理论思维的优秀小说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大学期间，他不仅对一些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勇于挑战权威，曾经和当时影响极大的文学批评家，比如至今依然健在的阎纲先生，就某些观点发生过颇为激烈的争论与碰撞。虽然在时过境迁之后的今天看来，许春樵那个时候的观点有点稚嫩，但他理论思维的初露端倪，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尽管说他后来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但理论思维却依然不屈不挠地潜伏于他的小说文本之中，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影响其思想艺术面貌。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方面，理论思维的强大固然可以促使许春樵更加深刻地理解认识当下的现实和既往的历史，更加深入地挖掘剖析人性世界，更为睿智地强化完善艺术层面上的小说技巧运用；但在另一方面，如此一种理论思维反过来却也可能会赋予作家某种过于强大的写作主体自信，使得作家个人的主体意志在很多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凌驾于所有的情节和人物之上，以某种强势的艺术专制严重地妨害并非不必要的艺术民主。依照我个人的一种偏见，原本应该在小说创作道路上取得更高成就的许春樵，之所以总是会犹豫徘徊不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受到这种理论思维过分干扰的缘故。道理说来其实也并不深奥，那就是，当一个作家在理论的层面上过分明晰地清楚自己到底应该如何酝酿构思与结构布局，如何设定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的时候，这种过分明晰的理性反过来自然也极有可能不够尊重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主体性意志。
然而，尽管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思维过于强大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许春樵的《下一站不下》却仍然是一部思想艺术上有着诸多可圈可点处的优秀长篇小说。其一，是许春樵独有的或可被称为“一逗到底”的标点符号使用法。其二，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的混搭使用。其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许春樵对双线交叉并置结构的特别设定。
无论如何，在《下一站不下》中，作家许春樵通过双线艺术结构的巧妙设定，一方面相对成功地刻画塑造出了如同宋怀良和吴佩琳这样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极其形象生动地描摹展示出了一幅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创业史和情感史，从根本上实现了对情感纠葛和吊诡命运的双重思考与诘问，的确称得上是一部具有上佳思想品质的优秀长篇小说文本。
许春樵善于使用比喻，以明喻、隐喻、借喻、博喻、倒喻、反喻、缩喻、扩喻、较喻、回喻、曲喻等形式，打开了其故事叙事的一种“潜在意义空间”……一方面，比喻拓展了许春樵的“叙事意志”，另一方面，比喻又生成了许春樵小说的“视差之见”。叙事意志的挺拔、视差之见的变换，令许春樵小说在表层意义的内部，又暗潮涌动，多重意义交织、不同情感交汇、各类经验碰撞，从而凸显了“现实主义精神史写作”的力量。
现实主义总是表面写故事的正在进行时，事实上，乃是建立在回溯视野下对已经发生的时间的再故事化。这就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双重悖论：现实主义既是对生活的艺术反映，也是基于对当下的理解作用的一种文化反应。于是，现实主义就可以把特定时代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人们对现实的想象和理解，无声无息地植入作品的叙事之中——所以，诸多作家才会警惕现实主义的“传声筒”问题。
许春樵打破了现实主义的双重悖论，以喻象将叙事人的处境与故事人的生活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于是，许春樵的小说没有高高在上的对小人物情感命运的同情，只有无可奈何的与他们同生共死的感受；没有玩弄语调把玩凄苦故事的文艺腔，只有一针见血的喻象活现出的一个个静止不动的创伤时刻；没有基于特定观念和规则的遵命，只有听凭笔下人物自己走入不可理喻的结局的选择……简言之，许春樵没有把“现实”作为“主义”来表达，而是把人物作为“自己”来书写；没有用自己的观察去解释世界，令其更加清澈易懂，令苦难变成故事，而是用自己繁密延展的喻象，令这个世界更加意义多向、悖论丛生、杂念四起和百感交集，最终令故事变成一个时代的人们内在境遇和生命困境的精神寓言。
事实上，“喻象生成”乃是许春樵小说独具一格的叙事特色，更是其以“喻象”打造“寓意”，形成叙事语言的多义性向多异性转换的关键。如果抽去许春樵小说的各类喻象，许春樵小说就只是干巴巴的婚姻危机、道德困境、底层挣扎，只能是被不同作家写过的资本霸凌、权力宰制或欲望悖论。只有细细读许春樵的叙事语言，品味、反思和阐释其喻象使用和语义转换所体现出来的叙事意志与视差之见，才能看到他小说里那些与叙事人一起呼吸艰涩的挣命的人生，以及他们的被时代修改的精神状态。
显然，我们由此可以把许春樵的小说看作是一种基于活态叙事的现实主义写作。当叙事人以比喻入侵所叙述的人物故事的时候，也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生存状况的概括性把握，完成了对无数小人物生活“杂念”的“总体性表达”。简言之，许春樵小说是当代众多文学书写中极为可贵和难能可贵的“虎跃”（Tiger Leap）性叙事的小说，是从鸡零狗碎的市井人生中对这个时代的总体精神状况进行概括和抽象的精神史佳作。
也基于此认知，我认为，《原谅我红尘颠倒》《高兴》《酒楼》《望春风》正是二十世纪“四大精神史写作”。
王春林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小说评论》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
——论许春樵小说叙事语言的多异性
周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天津美学学会会长，天津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