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剑锋

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薛瑄，在《从政录》一书中这样写道：“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谨言语。”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为官者应减少不必要应酬、多“回家吃饭”，谨言慎行、尽心职事；这是为官者的本分，也应成为为官者的坚持，才能做一名清官好官。

薛瑄在《从政录》一书中，把为官清廉者划分为三个层次，“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不同的做官观，不同的思想境界，在为官清廉上，会表现出一定的差距。

在薛瑄看来，世上清廉的官吏有三种，有深明事理而不胡乱索取的；有崇尚名节而不随便索取的；有畏惧法律为保官位而不敢索取的。深明大义而不胡乱索取的，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行为，是清廉中最上乘的境界；崇尚名节而不随便索取，是洁身自好耿介之士，是次一等的境界；畏惧法律为保俸禄官位而不敢索取，是勉强被迫而清廉的，这又差一等了。就算是“又差一等”畏惧法律尊严的官吏，也能够守得住为官清廉的底线，不敢越过为官清廉的红线，也算是一个称职的清官好官。一个好官，一定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谨言语”的榜样。

明代文皇后《内训》中有这样一句话：“口如扃，言有恒；口如注，言无据。”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嘴巴如果像门一样紧锁，那么他说的话就会真实可信；如果一个人说话像流水一样滔滔不绝，那么他说的话一定是毫无根据的。就是告诫你要“谨言语”，尤其是作为领导干部，你的话，有一定的导向性，有一定的影响力；说话不仅是自己的事，也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力、公信力。因此，要做到像明代薛瑄《薛子道论·中篇》中告诫的：“不可乘喜而多言”；就是不要趁着高兴，随意说话。违背原则的话，违背事实的话，违背群众意愿的话，都不能说。

作为领导，当说的话，一定要说，要为群众鼓与呼，不然，就是不负责任，就是不作为，就是失职。但不该说的话，就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不要不等下级和群众说话，就“作指示”；不要在座谈会上自己先讲话，“定调子”，让群众不敢实话实说；不要暗示下级、向下级打招呼，为自己谋私利、办私事；更不要下车伊始，先声夺人，让下级和群众大气都不敢喘。对领导干部来说，“谨言语”，就是说慎重思考过的话，而不是以权压人，以势欺人。

“谨言语”，是听群众说，让群众说，不搞“一言堂”。大权在握，无论你怎么说话，都是权威，这个时候，如果信口开河，如果违背原则、违背事实、违背群众意愿，怕也没有人敢指出来；自然会在干部群众中留下不好的印象。趁着权势，趁着高兴，或者趁着酒意大说特说，自然就会“言多必失”。于是，有人说，谨言慎行，也是领导的形象；细想想，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有的领导，就是从说大话、空话、废话、假话开始脱离群众，变成孤家寡人的。

宋人晁说之在《晁氏客语》中说：“出无谓之言，行不必之事，不如其已。”告诫人们：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做一些没有必要做的事情，还不如不去做。“出无谓之言，行不必之事”，有损一个人的形象，一个人的名声；如果是领导，还会给党和政府抹黑。一个人能够“谨言语”，不仅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品质，一种内涵，一种谦卑，更是一种自律的境界。

“谨言语”，也要体现在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这些私密场所。“谨言语”也是不说废话、多余的话、无原则的话。这不仅应成为一种约束，而应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境界；让人感觉你做人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