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玲梅

每到农闲时，我的父亲和叔伯们便要外出打零工，明光是他们南下的出发点。他们踏着浓重的夜色，背着行李卷，穿过田埂，在村子南端划船过河，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五河县的街头，票务员招揽乘客又高又尖的声音立马将他们包围：“明光的，明光的，上车就走……”他们跟着那声音，挤过那道狭窄的车门，才能轻松地舒一口气。

与村子一河之隔的五河县，只是他们的过渡点，他们的第一站目的地在明光。在明光车站，他们买一张火车票，去往苏南，浙北，或是上海。但那时他们并不说这些具体的地名，留给家人的只有一句：“上明光，下南乡。”

明光，就这样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后来，明光成了我的出发点。我喜欢坐火车。在售票窗口排队买了票，先前赶路的焦急便不复存在，可以任意逛一逛。广场周围遍布着小饭馆、小商店，商店门口放几条长凳，买不买东西都能坐一会儿，这里要比在候车室里舒服多了。

那时的车站一目了然，进站口紧挨着售票口，穿过一道铁门就到了站台，不用七拐八弯，也不用“爬高上低”。列车停的时间长，人们不抢不挤，一进车厢，相互打听目的地，三两句就唠成了熟人。

绿皮车“咣当咣当”起步，驶出站台，明光站三个字渐渐模糊。我收回视线，从包里掏出一本出发前特意选的书，心里的波澜都交给了文字，任周围的人放着嗓门聊闲天或是热火地打扑克牌。

明光的下一站是滁州。我对滁州最初的印象不是韦应物的那首七言诗，而是源于一个擦肩而过的乘客。那次我带的是一本方杞的散文集，火车一开动，我便沉浸在他风趣而富有禅理的文字中，隐约觉得身边似有人下车，有人上来，且有目光时不时地盯着我手中的书。看得久了，我停下来休息，望向窗外。邻座问：“我可以看看你的书吗？”我这才注意到，身边是位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浅笑里有几分儒雅。我点点头，他接过书看了封面说：“你读方杞的文章，不错。”接着翻过去，细看封底的名家荐语。我暗自打量他，他穿着米色休闲外套，怀中一只黑色商务包。

他翻了翻目录，把书递还我，随意地问我去哪。我答，去苏州。去上学？他问。我摇摇头。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得知他是滁州人，在上海开了一家锁具厂。我们在“香烟、瓜子、八宝粥”的叫卖声和吆五喝六的打牌声中聊散文和小说，聊彼此喜欢的作品和作家。末了，他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如果你以后想来上海工作，可以找我。”我捏着名片，没有回答。名片很简洁，他姓胡。我后来确实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但并未联系他。我至今记得，在绿皮火车上遇到过一位滁州的也爱读书的胡先生。

我不记得是从哪一年开始把出发点改成了蚌埠，然后是宿州东站。绿皮慢车也换成了白色的和谐号动车，再然后是高铁。还是那条路线，缩短了一大半的时间。明光的字样在车窗外一闪而过，有的车次在滁州站短暂停靠，但再没有偎着车窗售卖汽水方便面的小摊贩。车站阔大而整洁，飘着旅人留下的萧瑟。

从地图上看，我的行程是一条东南向的曲折的线，我曾沿着那条线描摹父亲和叔伯们当年南下的轨迹，他们比我走得更远，目的地也更分散。我们曾在明光站有一个错时空的交集。这种在某个点的跨时空的交集，可以是和很多人，有今人，也有古人。道路在变，出行的方式或许不同，但足迹毕竟烙在同一方土地。

九百多年前，欧阳修南下的路线也是东南向的。在那个时间慢、车马慢的年代，他从汴梁（今开封）出发，踏着黄尘古道，一路东南。或许出发时他是有一匹瘦马的，还有一个年少的书童，马驮着他的诗书，书童背着简易的行囊。一路上他且行且吟，奔向那个让他沉醉于山水中的滁州。

途中他会遇到什么呢？会遇到喜欢他诗文的书生，还是会遇到敬佩他浩然风骨的樵夫？或者还有政敌党羽下面宵小之流的沿途设难。这一程，他走得必定辛苦，哪怕总有山风林语可以撷来入诗。他或许也路过明光，虽然那时它还属于淮南道。他终于到了滁州，卸下一肩风尘，便着手滁地的治理与开发。谪居滁州两年多的时间，他建亭、写文，留下名迹与名篇无数。滁州仅是他仕途起伏的驿站，他也仅是滁州甚或扬州、颍州（今阜阳）的匆匆过客，尽管他最后终老于颍州。

三年前的初冬，我特意去琅琊山看醉翁亭。从宿州东站乘高铁到滁州，再乘出租车，这次南下的路程和时间都被缩短。山行有石阶，顺阶而上，循着欧公的足迹，去往“翼然临于泉上”的醉翁亭。游者往来，一抹抹明艳的色彩在林间流动，众人“欢也”。他们或许也是来专程访欧公的，或许也是奔着醉翁亭来的，而那回荡的欢笑似又不为欧公，不为醉翁亭。我的视线落在《醉翁亭记》石刻上，想象着欧公“颓然乎其间”的模样，心下黯然。一代儒宗，谪居于此，虽有丘壑之趣，然而手中的杯与壶，又如何盛得下他的困苦。

当天傍晚，我便踏上返程。可无论一日，还是欧公的两年余，对于滁州而言，我们都是过客。人生如寄，这一生路过的许多地方，也仅是短暂停留的驿站。于这尘世而言，还有谁不是匆匆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