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根林

1987年5月25日，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我被调入全椒武岗小学任校长，直至1997年8月才从那里选调到县城。我24岁到34岁十年的青春光阴，散落在那所破旧不堪且人事纷繁的校园里。在这样一所小学能够连任十年校长，据说至今也没有人能够打破记录。

当年调动，因为是儿童节前夕，而且是学期中途，更因为我调离得过于突然，正准备与我一同过儿童节的孩子们哭得特别伤心。然而，当我进入新单位的校门，听到的却是老师们的不屑和讥讽，他们都以为临时换将，调来的肯定是一位不学无术的官二代，心有不甘便口中不服。那时候，武岗距离县城九公里，但此校的轶闻怪事已经流传千百里。

我到任的第三天，一位好心的老教师就悄悄地对我说：“你想办法调走吧，在这里，你会愁死急死累死的。”我知道自己稚嫩的肩膀担不起一所风雨飘摇学校的重担，我肤浅的阅历更不适宜在人事纷争的漩涡里扑腾。上任之初，我就把全部心思都用在教学上。我知道，要想当好校长，就必须先当好老师，那时候我是那么痴迷课堂，沉醉于上课。

到了第五年，那位当初劝我离开的老教师公开向同行们申明：“人心都是肉长的，校长年龄小，就像我们的儿子。谁要再跟他过不去，别怪我诅咒你家七祖八代。”我调走的那一年，神通广大的老师们提前知道了消息。春天，大队辅导员执意要在我办公室门前的花坛上栽植一株石榴，六月份，我的办公桌上不知被谁特地放上了一盒翻录的磁带，从头到尾只有一首歌《请你留下》，那是石小倩作词作曲的歌，至今我还在听。但是，那年的暑假，我还是离开了工作十年的武岗，找了两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要让位于更胜任的同行；我的孩子要就读县城重点中学。

我调离武岗小学26年了，虽然因工作原因多次重回故地，但真正到教室里规规矩矩地给学生上课，一次也没有。

前些天，我接到县关工委的通知，要首先到乡村学校去“讲好红色故事”，讲座的地点由我自选。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武岗学校——我曾经是乡村教育的背离者，我欠着武岗师生许多依依不舍的深情。

二十多年过去，小学已经并入了中学，武岗早已成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当年的同行大多数已经退休，一切均物异人非。但是，2023年6月16日上午，当我走过那条狭长的文化街，我的心跳还是明显地加快了。我婉拒了学校在报告厅宣讲的安排，执意在教室里给孩子们讲红色故事。

我直接上三楼进入了五（1）班的教室，同年级组的老师提前商量好，五（2）班的孩子也并过来合班上课了。走上久违的讲台，水泥黑板早已换成了电子白板，王老师和蔡老师已经将我的课件拷在白板桌面上，并且为我准备了“小蜜蜂”和翻页笔。一个年级，两个班，四十分钟，仿佛是祖孙的促膝谈心，在我们亲切的互动交流中，为中国革命英勇牺牲的原全椒县委书记王枫烈士的英雄故事呈现在悠远的回忆里和现实的讲述中，南屏山上王枫烈士墓碑上那个凝重沉默的名字，在教室里变成了立体的鲜活人物，英雄县委书记的身影从全椒石沛大韩经武家岗小罗越过滁河走向含山陶厂直至无为严家桥，“皖南事变”后，一条新四军二师与七师之间最重要的交通线，历尽艰辛，终于打通了。可惜，王枫书记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24岁的壮美年轮永远定格在滁州岸边，定格在1942年那个早春二月的凌晨，那只翻沉的木盆成为王枫生命的沉重句号。

“知道县委书记王枫更具体的高贵品质和英雄事迹之后，假如我们再到南屏山森林公园游览，你会做什么？”我轻轻地问孩子们。

“除了观赏美景，我还会到王枫烈士墓前，向他深深地鞠一躬。”

“我会轻轻拂拭王枫烈士墓碑上的灰尘。”

“我会把王枫烈士墓地上偶然飘留的落叶，捡拾干净。”

……

“好孩子，你们细心而又诚实，老师很感动。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缅怀先烈学习英雄？”

童声在教室里整齐地响起来，大家一起朗诵屏幕上郁达夫的名言：“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道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下课时，一个小男孩兴奋地跑上讲台，大声对我说:“老师，我们想跟您合个影。”我欣然同意，孩子们簇拥着我，教室后面有5位领导和老师在为我们拍照。

在回程的车上，我收到了班主任王老师传过来的14张课堂教学照片，最后还有一段话：“今天，我和孩子们都深受教育，这样的课堂，让我们知道幸福的来处，这是我们更真切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