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电视台专题栏目原制片人 郑心一

六百多年前，即洪武七年，朱元璋在他的《阅江楼记》一文中写到大明的江山是“起于淮右，立业江左”。这里的“淮右”是指滁州，包括凤阳县、定远县、明光市等地在内的广大区域，而“江左”则是指南京。这是滁州、南京两地紧密关系的首度皇家发布。

今天，南京是滁州人出行的第一选择。看病、购物、旅游休闲，首选地是南京，甚至南京还成为了滁州人置业创业外向发展的首选地。据不完全统计，南京有30万滁州人，几乎占南京人口的4%。滁州大街上的车牌，除了“皖M”，最多的是“苏A”。以致于在安徽、江苏两地的民间，南京有着“徽京”之说，看似戏谑，却透露出两地人心理上的文化认同。

南京号称“六朝古都”，其中的三朝建国与滁州密不可分：东晋的司马睿在渡江南下前，正是在滁州的琅琊山韬光蓄力，谋划图远，才有琅琊山的得名，才有了后来的“五马渡江，一马成龙”的东晋开国；南唐第一代国主李昪，幼年时流落在凤阳临淮一带，为寺庙僧童，后被杨行密收留，入身行伍，终成南唐大业；与李昪有着惊人相似经历的是洪武帝朱元璋，也是由凤阳寺庙小僧而成大明国君。

在南京的城建史上，有三次高峰期，一次是三国的孙权建立建邺城，奠定六朝南京的格局；一次是南唐李昪改造六朝、隋唐的城址，承前启后，今天南京城南段还保留原来的风貌；第三次是明代朱元璋扩大南京城的建制，南京城第一次成为大一统政权的皇城。

朱元璋起兵凤阳，以滁州为根据地，进据金陵；又以金陵为依托，谋取天下。大明建国后，许多淮右功臣勋爵进入南京，同时代的诗人贝琼说“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四年，南京城内王公贵戚多达1197户，估计人口达万人左右。其中淮右将臣占绝大多数。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淮右人的深度融入，并且从帝王到宰辅到文臣武将，对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习惯等进行全面地再塑造和再定位。甚至，“南京”的得名也源自朱元璋，并且将管理马政的南太仆寺衙署也设立在滁州，将中央机构设立在首都之外，这是罕见的。

现在从南京经江浦到滁州，再到凤阳的古驿道仍然眉目清晰，铺递和建筑遗存比比皆是，有市级文保单位赤湖铺桥、省级文保单位清流关、国家级文保单位池河太平桥等，这在整个华东地区极为罕见。在沿途珠龙驿设立的广武卫、池河驿设立的飞雄卫、红心驿设立的英武卫，无不凸显出这一条皇家规格的古驿道的特殊地位。

今天，“中国明清城墙”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包括南京、西安、荆州、襄阳、临海、寿县和凤阳。其中只有南京和凤阳的城墙属于皇城城墙，规格最高，其他的则属于二级王城或者州府级规格。

南齐诗人谢眺说南京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江南佳丽地很多，南京能以帝王州独出其表，滁州给予了很大的支撑。

朱元璋也是南京实现跨江发展的第一人，他首次把江北的“江浦”建设为“卫星城”，实现跨江发展。洪武九年（1376），“江浦”县由滁州、和州、六合析地而成，所以历史上，江浦就与滁州有着连筋带肉的关系。在明代，一直把江浦、和州、滁州作为南京的卫星城市来发展。

在今天的滁城，还有和南京一模一样的地名，比如四牌楼、文德桥、鲜鱼巷、南台巷、上水关、下水关。南京有乌衣巷，滁州有乌衣镇。如此众多完全相同的地名，绝不仅仅是巧合，而是宁滁两地高度融合的证明。

不论是明代的“南直隶”，还是清代的“江南省”，江苏、安徽一直同属一省。清代后来实行两省分治，江宁府作为安徽的省府仍然长达100多年，可谓是家好分、情难舍。清代江南贡院每三年一度的会考，数万名来自江苏、安徽的考生会在一起，考在一处，这些文化的种子，更是在心理上很难分家。

2000年，南京首次提出“南京都市圈”的概念，滁州作为8个核心区域城市之一，在南京市的发展规划上，滁州的凤阳县和江苏的淮安市一起，成为南京北向纵深发展的两大支点。今天的南京经济正由“秦淮河时代”，向“扬子江时代”转变；滁州的经济，也由早先的“清流河时代”，向“长三角时代”升级。扬子江成为了滁宁两地经济发展的同源同脉。深度融合，借力南京，抓住机遇，借势而上，已经成为滁州人的共识。

在南京的周边，没有哪一座城市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与南京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滁州向南，南京向北，滁宁两地正在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际轻轨的速度实现双向奔赴。“徽京”一说，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写照，看似戏说，实则讲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