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吕 杨

凤阳，今属安徽省滁州市，为明太祖朱元璋“龙兴之地”。吴元年即升格为府，洪武二年九月诏建中都。“领徐、泗、邳、宿、寿、颖、光、六安、信阳九州。七年去徐、光、信阳、六安四州，改中立曰凤阳，为直隶府，领州五、县十三”。凤阳作为“龙兴之地”，在明代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虽然朱元璋出于政治考虑和受经济因素制约，下诏罢建中都皇城，但凤阳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在明代并未因罢建中都皇城而消失。终明之世，凤阳一直保持中都的地位，在皇族内部发挥其独特的政治、司法和文化作用。例如即使是对有罪宗室执行刑罚的场所——“高墙”不设于南北两京，而专设于凤阳，其原因是使罪宗“亲近祖宗之墓，思创业之艰难，或知省改”。此外，为保卫中都安全，凤阳设立中都留守司统辖驻军，同时督抚按并存，皆驻凤阳府内。凤阳皇陵、高墙虽为宫廷外延，但其各类开销既非出自宫廷内帑，又非来自中央财政支出，凤阳涉及皇陵、高墙等一切维护保障事务及人员的开资，完全由凤阳地方政府筹措资金、米柴来保障供应。“凤阳临淮之民，年谷荐荒，岁供不办”，“地不尽利”，“加以高墙留守之冗费，故皆易以告饥”。凤阳正阳镇因“商众所聚”，故官府“每岁委官收船料，以给凤阳高墙之费”。正阳镇船料收入“大约一年所得税银约三千余两，供给高墙庶人，岁给婚配、死葬等项，约用银二千五百余两，又有修补及起盖庶女宅舍，供给生育男女衣服之费俱赖此项，钱粮仅足够用”。即正阳关全部收入用于高墙也仅够高墙罪宗及其亲属日常保障之费。作为监所，晚明时期每年不低于三千两白银的生活用品支出，是一笔极大的开销。此项费用每年由凤阳府选“廉干佐贰官一员，查照临清等处折收商税事例，遇有往来商客，从宽折收银钱，按季类解该府贮库，专备高墙庶人供给。收支过数目抚按官按季稽考，不许别项开销”。虽然看似专款专用，但各类经费均出自凤阳地方，实为对凤阳经济竭泽而渔的做法。此举无疑导致水旱频仍、地瘠民贫的凤阳经济雪上加霜，凤阳百姓赋役负担更加沉重。

滁州，今为安徽省地级市，元代属扬州路，洪武七年属凤阳府，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直隶京师。朱元璋投军即投奔红巾军郭子兴部，在滁州红巾军中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将领，滁州作为朱元璋起家的重要根据地。明建都南京后，中枢机构太仆寺即设在滁州，中央机构不在京城内，而专设于滁州，可见滁州彼时地位的重要性。因此，无论在元末群雄逐鹿时期，还是在整个明王朝，滁州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地位不言而喻。

南京，元代为集庆路。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部过江，突袭集庆路成功，占据金陵城，自此朱元璋有了最稳固的根据地，奠定了成功的基础。“丙申年（1356）三月曰应天府。洪武元年八月建都，曰南京。十一年曰京师。永乐元年仍曰南京”。永乐迁都后，政治中心北移，但南京作为留都，仍然保留了一个完整的中央班子。因明代南京（南直隶）地区无都布按三司机构，故南京中枢在社会治理方面同时肩负省级机构的管理职责。

安顺，今为贵州省地级市，元时为隶属普定路的安顺州，“洪武十五年三月属普定府。十八年直隶云南布政司。二十五年八月属四川普定卫。正统三年八月直隶贵州布政司。成化中，徙州治普定卫城。万历三十年九月升安顺军民府”。所谓“军民府”，即明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且尚未进行改土归流地区设置的管理机构，一般由当地部落首领担任知府，“设官如府州县”。知府除管理辖区内行政事务外，相对普通府而言，军民府知府对其部落兵拥有军事指挥权。由于明政府对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并不完全信任，因此，军民府周边卫所环伺。在明初军事制度的背景下，安顺地区亦驻扎内地调来的军卫。安顺卫所屯堡遗迹众多，安顺周边卫所士兵多由明初平定贵州的江淮籍士兵构成。因“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故至晚明，云贵地区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故其地衣冠文物，风俗言语皆与金陵无别”。

因此，作为明文化肇始之地，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滁州则为朱元璋从军之处，南京为明王朝首都，江淮文化与吴文化在碰撞的过程中形成了明文化。在明初平定贵州的征战中，以江淮将士为主体的明军，在驻防西南，巩固西南疆域的同时，将江淮文化带入西南地区。安顺地区驻防军卫较多，他们将江淮文化、吴文化与西南文化结合，催生出带有浓郁江淮文化特质的安顺屯堡文化。滁州作为南京太仆寺驻地，终明之世一直是军马产地，明初之所以明军能所向披靡，是因为滁州提供了大批良马装备部队，滁州人民亦为饲养军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永乐迁都后，南京留守中枢机构能够对南直隶地区实施有效治理，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有效互动。江淮文化、吴文化、云贵屯堡文化同根同源，均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