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 龙

滁州古城内有一处广为人知的老地名—四牌楼。那里原有一座明嘉靖年间的石牌坊，当年可是恢弘而有气势的地标。上世纪见过牌坊的老辈人，描述它的形状大同小异，说起牌坊的主人却语焉不详。四百多年的风雨烟云，早已将一代“滁之名宗”孙氏家族隐入历史的深处，连同那石构件也荡然无存。今天，我们只能从散轶的古籍文献中搜寻曾经声震滁阳的孙氏名人。

孙氏先祖两代先跟随朱元璋濠梁起兵至滁，后又随燕王朱棣靖难立下军功，定居滁州白米山下。历经七世，家境兴旺而乐善乡里，子弟进学有成，到孙存这一代达到鼎盛时期。孙存祖父孙允恭为正统十二年举人，十三年授嘉鱼县教谕，升赣州府学教授。孙存父孙序，号竹溪居士，成化十九年举人，弘治十四年授福建建宁府推官。晚年在醉翁亭西岭寻得双泉，于其上造亭，镌“双泉绝顶”摩崖石刻，改号为双泉。孙序先后娶李、黎二夫人，共育有七子，长子孙孝、次子孙孜、四子孙孟（嘉靖十七年进士）均为朝廷命官，或有政绩，或有义举，与滁州名宦乡贤多所过从，为乡里公益文化多有裨惠。故在嘉靖年间经朝廷批准建“四牌坊”以示褒奖。孙存为孙氏家族代表人物。

孙存（1491—1547），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为妾室李氏所出，字性甫，号丰山，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礼部祠祭司主事、精膳员外郎、郎中，历迁赣州、长沙、荆州、处州知府，升任江西参政、河南左布政使等职。

少年时孙存即好读书，博闻强记，有幸师从了两位大学问家。正德初年，知名学宦杨廉任南京太仆寺卿，孙存入其门下学习。正德八年孙存考中举人。是年十月，王阳明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在琅琊山下聚众讲学，孙存又成为王大师的门生。因其十二月往北京应考，王阳明托孙存带书信给杨廉。次年孙存果然考中进士，授礼部祠祭司主事，在中央机关历练五六年，正德十六年升主客司郎中。嘉靖改元，孙存上《申明冠礼疏》，受到嘉靖皇帝嘉奖。青年孙存胸有抱负，意气风发，在礼部任上，谨守规制，一丝不苟，如裁撤四夷馆翻译之滥、核审六安茶贡数额，严禁额外恣取，减轻百姓贡赋等等，“孙正郎”刚直清廉蜚声在外。

嘉靖初，孙存外任地方官，从此开始了跌宕起伏的治政生涯。他每官一地，刚正不阿，惟民为本，教化民风，施惠百姓而压制豪强，因此既受褒奖，亦遭构陷。

孙存任江西赣州知府期间，赣州常遭受盗匪侵扰，且诉讼亦多，官冗事繁。孙存“明于听断而广设方略”，擒巨盗斩首于市，震慑盗匪，使其不敢再犯。断案清明，十余年积讼经年理清，整顿盐务，民心渐顺，诉讼日减。

嘉靖六年，孙存补授长沙知府，治理长沙期间，孙存一方面兴文重教，修岳麓书院和敬一亭，公暇亲临学校督课，鼓励士子，教化民风，修《长沙府志》，刊《岳麓书院图志》。另一方面整顿社会秩序，限制皇族特权及豪强势力。当时吉定王朱厚炯上奏要求在长沙等八县增加田一千二百余顷，名义上为吉藩鸡鹅分食用，实际上侵占土地，王府属官违规加倍征收田亩税银。吉王府长史司滥用司法，私自抓捕百姓关押，敲诈勒索。孙存奏请维持弘治朝前例，按规定由当地县令代为征收税银，直接送至王府，王府属官无法获得私利，而“嗣民大悦”。孙存查实吉王府种种违法所为，借七年冬朝觐，上书揭露王室劣迹，列出二十七条，上报部院，迫使王府守规就范。一地知府敢于和位势煊赫的亲王府叫板，孙存凜然正气可见一斑。

以上两件事得罪了吉王府，吉藩上书构陷孙存，嘉靖帝糊弄是非，调虎离山，于嘉靖八年将孙存调任湖广荆州知府。

孙存在荆州也颇有政绩，举两例而说：

一是维护地方安定。辰州辖区内的保靖和四川辖内酉阳土家族自元代起实行土司制度，明初归附朝廷，明朝中央政府在土司地区设立宣慰司，任命土司为世袭地方官。保靖与酉阳土司在东西疆界处一直存在领土纷争。孙存到任后任用贤人，公允调处保靖、酉阳两大土司之间的疆界之争，勒石记之，平息了两司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斗，维护了湖广西南一方安定。

二是兴利除弊，积储军粮。明代实行“军屯”制度，军队系统从各地军士屯种的田地上所征收的粮食称为“屯田子粒”，上缴国家充作军饷。孙存在荆州发现并查处了地方和卫所一些“内鬼”利用“屯田子粒粮”私造关领，转手买卖，谋取私利的案件。于是采取措施革除“屯田子粒粮”买兑弊端，两年积累赎金和罚罪粮谷数万担充盈府库，湖广巡抚都御史凌相为此奏请朝廷嘉奖孙存。

然而，孙存的正直遭到既得利益权贵和藩王势力的嫉恨，他们相互串通勾结，以孙存欺蔑宗室等罪名上书参劾他。嘉靖帝令案件下都察院参看，孙存及其荆州府同僚下廵按御史究问。但因缺乏真凭实据，当事人也不敢当面对质，此案最终不了了之。

这一系列的经历让孙存深思，他认为这都因为有法不依，故法不明，用法不准所致。他期望通过对大明法律的正确解读，进一步申明法度，依法行政。孙存父亲孙序曾担任掌理刑名、赞计的推官，精通律意。幼年的孙存随父于福建建宁，见父亲与老吏探讨大明律常至深夜，从小耳濡目染，方知读律之难。孙存为官后，父亲还写信叮嘱他，仔细学习刑名律法“此用世所須，民命所关”。父亲的教诲和对现实的认知，促使孙存苦读律典，潜心撰写《大明律读法》，提示人们像读经传史一样读律法。

嘉靖十一年四月，孙存满怀期待地向皇帝奉上他所集刊的《大明律读法》，没料到嘉靖帝看到《大明律读法》之后勃然大怒，斥责道：“《大明律》乃圣祖钦定，孙存等乃敢擅自增释，辄行刊刻！”其实嘉靖帝不满的关键在于，他认为孙存以圣祖律法挑战当今圣上的威权，如何能够容许？于是，满腔热血的孙存连同他的《大明律读法》一同遭冷落。不过此书虽未公开发行，却不胫而走，成为明代中后期行政司法者们常备的参考书。

赋闲两年后，孙存被补为处州知府。处州（今浙江丽水市）山高水远而闭塞。孙存上任后，上奏处州民间疾苦，按照田亩数量缴税，免除拖欠赋税等，多次向上司申请优惠及减免政策。处州缺水惧旱，孙存组织凿开洋彭峡引水，修治好溪、偃月二堰工程，可灌溉田亩千余顷。孙存还将各县运送钱粮到州府而附加的税费“水脚银”千余两，全部退还给老百姓。因政绩卓著被浙江巡按御史周汝员推荐保举。

嘉靖十六年孙存升陕西按察司副使，次年七月升江西布政司右参政。此时祖父母、父亲、嫡母、生母都受到了朝廷的封赠。

嘉靖二十年，孙存赴任河南按察使，他那刚正不阿的品行依然不变，又与权贵之间展开了一场较量。

明代藩王宗室在各地享受世袭特权，称霸一方、养尊处优，欺男霸女，为所欲为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且藩王们占据大量的封地，抢夺了老百姓的生存空间。当时在河南的藩王府横行乡里，滥杀无辜，民众怨声载道。孙存依法彻查作奸犯科者，并揪出背后权贵“黑保护伞”，当事人被处死刑。权贵辩书百出，怨恨日深，益加污蔑诽谤孙存，而孙存大义凛然，毫无畏惧。

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升河南省右布政使，后转左布政使。孙存访贫问苦，关注民瘼，审查藩邸俸禄虚增之数，裁撤诸王府多余杂役，整顿吏治弊端，亲民施政。嘉靖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冬，因继嫡母黎氏去世，再次辞官丁忧。守丧期满后孙存痛定思痛，体况愈下，且看朝中权臣当道，亦觉心灰意冷。虽朝廷欲召调用，却无心应徵，于是上书辞官。嘉靖二十六年病逝于乡，享年57岁。

孙存一生，博览群书，读谙律典，才能卓越，“一生强项，清节过人。”为官精于吏治，嫉恶如仇，为百姓福祉不惧权贵，为世所景仰。南京吏部尚书滁人胡松称赞他“譬之龙泉太阿，光芒四逼，凛然而人莫之敢撄。”文徵明评价孙存“抗捍权贵，气势奕奕，虽谤讟纷然而修正强执，莫之能污。浮沉常调者垂四十年，缕踬屡奋，而气不少詟，迄以刚方弼直，为方岳名卿，以功名终始。伟哉！不可及也。”

孙存身后留有诗文奏稿藏于家，其弟孙孟于嘉靖三十三年结集刊为《丰山集》，全书40卷，今藏于苏州图书馆。

孙存逝后葬滁州南乡十五里鳌渔塘（又音“拗爷塘”）村，地方志有记载。墓园年久荒废，八十年代尚可见墓碑石雕、石坊残件。随着城市的发展，孙存墓所在地面临开发，拟建设一座九年制义务学校。近几年文史工作者们多次到现场考察，并提出建议，希望这一名人墓地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文化利用，也期待彰显孙氏业绩的滁州文化地标“四牌坊”能够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