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来彩
他，是一代清官，官至杭州知府兼浙江粮储道，为嘉兴旱灾百姓抗命罢税，遭撤职罢官，百姓闻讯结伴挥泪相送，后来浙江人都说：“清官者，首推薛嘉兴”。
他，是一代教育家，滋兰树蕙，培养出晚清两位状元黄思永和张謇、一位探花冯煦，及“石城七子”的顾云、秦际唐、陈作霖、朱绍颐、何延庆、蒋师辙和邓嘉缉等，桃李遍东南，门下弟子多达千人，被称为“晚清师表”。
他，是一代诗人，创作诗词两千余首，题写的楹联匾额遍及江南名胜，在晚清诗坛享有很高的声誉，诗被清代英国汉学家翟理斯选入《古今诗选》翻译到国外。
他，以一己之力，不惜卖字筹款，拍卖自己的珍爱宝物——1600年前的“吴砖”，千方百计募集资金，重建遭兵燹毁坏殆尽的滁州醉翁亭、丰乐亭，以拳拳之心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
他，交游甚广，与晚清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马新贻等都有交谊，为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亲家。
他就是晚清名士——薛时雨。
薛时雨，安徽全椒人，字澍生，一字叔耕，号慰农（也作字），晚号桑根山人、桑根老农等，清代咸丰三年（1853年）二甲进士。
我小时候就常听老辈人说起薛氏三兄弟的故事，就想薛时雨和我有什么关系？在滁州读书时，常到琅琊山游玩，每当经过“醉翁亭”大门前，看到薛时雨所题的“醉翁亭”匾额，就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与醉翁亭有什么关系？
带着这些疑问，上世纪80年代师范毕业之际，我踏上了寻访薛时雨足迹、搜集薛时雨资料之路。我先到全椒县档案馆查找《全椒县志》，花了两天时间，将县志中有关薛时雨的资料全部抄了一份。然后循着薛时雨出山之路，先后到了南京、镇江、苏州、嘉兴和杭州等地。
在南京，我参观了“薛庐”、惜阴书院遗址和乌龙潭，徘徊于龙蟠里古巷，斯人已去，念此茫茫。薛庐仅存两进二层木楼，破烂不堪，已经毫无昔日金陵雅集的繁华之景可寻，院中却有一株柿子树，树干很粗壮，少说也有一两百年历史，想是否为薛时雨手植？在寻访中，我得知薛时雨的许多遗物被民国时“南社”社员蔡守（原名珣，字哲夫，1879～1943）所收藏。蔡守酷爱古董，于金石书画皆有造诣，住在南京时一度热衷收购薛时雨遗物，如薛庐中的薛氏诗删、词删，笔札墨迹，及至薛庐的茶壶茶杯、文房四宝等，应有尽有。他的后任夫人谈月色，原是尼姑，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我到江苏省政协文史委询问，都说不认识此人，大概早已去世。蔡守所收购的薛时雨遗物也在战乱中丢失了，实在可惜。
嘉兴是我重点寻访的地方，因为薛时雨在嘉兴县和嘉善县分别担任过知县，所以我在嘉兴待了近10天。在嘉兴市档案馆、地志办等处，我找到了薛时雨《藤香馆诗删存》四卷、《藤香馆词删存》二卷和《嘉兴府志》《嘉兴县志》等资料，冒着高温抄录了部分诗词及一些资料。那时没有网络，查找资料极为不便，而且复印机也刚刚出现，复印费用相当昂贵，我只复印了几份最重要的资料，其余的只能抄写。在查找资料之余，我还走访了当地年龄较大的市民，但遗憾的是他们都不知道薛时雨这个人。我想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时间久远；另一方面是因为薛时雨在嘉兴任职的时间过于短暂，从而造成这样的吧。
于是，我决定到杭州。薛时雨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在杭州度过的，他在浙江为官、为师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杭州。那是我第一次到杭州，当我傍晚时分从火车站出来，葱茏的绿意扑面而来，古朴的街道干净而整洁。走着走着天就下起了雨，烟雨蒙蒙的杭州充满了诗情画意，我心中不禁萌生出亲切而美丽的情愫。不禁想到薛时雨第一次到杭州时的情景，也是傍晚时分，他穿着破旧衣衫风尘仆仆来到杭州，却受到了守城关吏的讥笑。相同的时间，却遇到了不同的境遇。
我在杭州待了一个多月，找了一个靠近西湖的招待所住下。每天到浙江省和杭州市地志办、档案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查找和借阅资料，然后到招待所里进行整理抄写，写累了就到西湖边上走走。幸运的是在西湖边的游船码头，我认识了一位船老大，他居然知道薛时雨在杭州的许多往事，真是十分难得。他曾在民国时的佑圣观巷小学读书，而佑圣观巷小学前身就是“崇文书院”，薛时雨曾在“崇文书院”任山长。他向我介绍了薛时雨弃官从教、崇文舫课、办湖舫诗社和文社、杭州人为他建“薛庐”等事，并说那时每年校庆老师都要带领学生们前往崇文书院旧址，祭祀学校的先贤，所以他记住了薛时雨，还收藏了一封薛时雨给杭州友人的信。知道我在收集薛时雨的有关资料，他就将那封信无偿送给我，令我非常感动。这是杭州留给我最美好的记忆。后来，我在所写的散文《记忆中的杭州》时专门记述了这件事，里面写了一句话：“你能记住什么，能走多远，关键在于你的人生会遇到些什么人。”
回来后，我根据所收集的资料，撰写了一部近十万字的《薛时雨传》。由于资料有限，自己写作水平不高，书稿写出后寄给出版社，出版社的答复说薛时雨是封建官员，不宜宣传，最终未能出版。滁州市政协的一位老先生得知我写了《薛时雨传》的书稿，希望我交给他以政协文史资料的形式出版。书稿交给他后很久，他答复说政协的同志研究了，认为薛时雨不是近代人物，而是清代人物，文史资料介绍的是近现代人物，所以不宜出版，书稿先放在他那里，等有机会再出版。就这样几经辗转，书稿最后不了了之。殊为可惜。
更为可惜的是，2003年皖东发大水，我住的一楼被淹，所收藏的薛时雨书信及众多资料也被大水吞噬。甚为痛心。好在我之前零星的写过几篇关于薛时雨的文章被一些书刊发表了出来。如《椒邑乡贤薛时雨》《薛时雨卖字筹款重修醉翁亭》等，被《滁州历史文化遗存》、安徽省《志苑》杂志等书刊发表出来，并被广泛引用。
2018年我受邀参加了滁州市和全椒县“纪念薛时雨先生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又实地到薛时雨的墓地遗址察看，很有感触，决心重新写出《薛时雨传》。恰好今年初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只能居家隔离，这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充裕的时间，使我能够专心写完这部书稿，完成多年的心愿。
写完这部书，我在想：一个人能够给世界留下点有价值的东西，才算没有白活。这东西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留下了多少，人们就会记住他多深。薛时雨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秉守人生执念，尽己之力，做成几件、哪怕一件有意义的事，留下点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无愧平生，没有白活。
滁阳
名贤
CHUYANG MINGX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