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林

40年前，为加快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四化”建设，我参加安徽省援藏干部队伍，被安排到西藏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委纪委工作。那时生活条件差，高原的生活是比较枯燥的。为打发时间，工作之余我经常发挥自己曾在部队团政治处通讯报道组工作过的特长，给《西藏日报》等报刊撰写稿件。

当我了解到昂仁县党政机关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办公用品等事，便以《昂仁县机关为四化添砖加瓦》为题，写了第一篇300字的短“消息”寄给西藏日报社。大约过了将近半年时间，我在12月6日的《西藏日报》第二版，见到我在西藏制作的第一块“豆腐块”。后来收到西藏日报社通联组寄给我的“稿费通知单”和稿费“汇票”。当时西藏交通不便，每半个月才有日喀则地区的邮车来昂仁县送一次报刊邮件。如遇冬季冰雪封路或夏季雅鲁藏布江拉孜渡口涨水，一两个月见不到邮件也是有过的。这次《西藏日报》用了我的稿件，对我是个鼓励。

1980年初，我到桑桑区检查工作，见到县里新华书店在这里设有代销点。回到县里到新华书店找负责人普姆（藏族女同志）了解，原来她们为了解决书籍滞销问题，在昂仁县的三个牧区，一个农区都设立了代销点，这样做既扩大了图书发行量，又增加了书店的营业额。于是我写了《昂仁县新华书店设立图书代销点》一文，很快被《西藏日报》采用。那年春天，昂仁县的牧区桑桑区（西藏产酥油最好的地方）党委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在牧业生产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与群众吃住在一起为母羊接羔，当年这个区接生绵羊羊羔成活率达到89.7%，接生山羊羔成活率达到90%以上。我就给《西藏日报》投递了标题是《桑桑区接羔育幼成绩显著》的文章，被《西藏日报》采用。那年夏季，我与安徽省宿松县援藏干部昂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朱晓阳同志，共同去海拔500多米的查孜区帮助当地藏族群众做秋收分配工作。这个区有牦牛15900多头，山羊34400多只，生产牛羊绒的潜力大。过去收购价格偏低，影响了牧民群众抓绒积极性。每年牛羊绒自然脱落，造成很大损失。当年国家调整了牛羊绒收购价格，区委请来自治区外贸局的同志办抓绒技术培训班，帮助各社队维修了抓绒工具，激发了牧区群众抓绒积极性。牧民群众白天放牧，晚上抓绒，到6月中旬已收获牛羊绒3690多斤。我把上述情况写成300多字的《查孜区积极做好抓绒工作》的“消息”及时发走，不久就刊登在7月31日的《西藏日报》。后来，我在县里看到了西藏自治区科委主办的《西藏科技报》，便又开始给该报写一些几百字的科普小知识稿件，先后被刊载的有《风为什么午后刮得大》《最大的鸟与最小的鸟》《空中动物园》等等。

1983年5月，我针对西藏各县都没有县志的实际情况，给《西藏日报》写了一封《希望重视编纂地方志的工作》的信，提出希望“编纂地方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收集资料。且具有西藏边疆民族地区的特色”。我的这个意见被西藏日报社采纳，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在1983年5月的《西藏日报》。8月，《西藏日报》首发《穷结县简志》，在配发的“编者的话”里讲到：“为了让读者具体了解全区各地的历史沿革、山川地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代表人物、物产资源等情况……本报将通过‘西藏风土志’专栏，陆续介绍我区各县的基本情况……并希望各地同志积极提供这方面的稿件”。此后《西藏日报》陆续刊登出《隆子县简志》《乃东县简志》《江孜县简志》《康马县简志》《扎囊县简志》《错那县简志》等。

1983年底，我完成了五年的援藏任务，在即将离开西藏昂仁县之前，利用我在藏工作期间所掌握的所有与昂仁县有关的资料，在宿舍里连续用四天时间，一气呵成写出了七千字的《昂仁县简志》寄给《西藏日报》。该《简志》全方位详细介绍了昂仁县的自然、地理、人文、物产等情况，还用新旧社会对比的写作手法，介绍昂仁县实行民主改革后开发农牧业，兴修水利，修桥铺路，发展交通运输，扩大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成就。1984年1月28日的《西藏日报》第二版用大半个版面刊登了这篇文章，并配发了我拍摄的昂仁县冰湖、温泉和新建的电影院照片。《昂仁县简志》为县里的领导制定方针政策，指导农、林、牧、副、渔业生产提供了依据，帮助藏族干部和群众进一步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激发出爱国家、爱家乡的热情，也为我的援藏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此，我受到了昂仁县委书记勇拉（藏族干部）的夸赞。

在西藏的这段经历，是我深入调查研究，锻炼和提高写作能力的过程，为我以后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