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林

锦辉大我七岁，今年虚岁七十。当初，我们俩认识的时候，他也大我七岁，但他尊称我“老蒋”，一直到现在。可能是锦辉与我相识时，对我的诗歌作品投以青眼，所以对我报以尊称。他也写诗，而且是我们县第一个在《诗刊》发表作品的人。按理说，以年龄或文学成就论，他在我面前都是可以摆一摆大哥之谱的，但就是没有。他与我认真讨论诗歌，讨论文学和文学界，讨论得越多，越发现有许多共同的认知；他人前人后说我的好话，维护我的诗作和声誉，就像仁兄照应愚弟。

那年，大水之后，诗人公刘先生来我家“看看水灾之后的诗人”。锦辉得知消息，主动替我安排饮食接待——他是一家建材厂厂长，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他说他比我“方便一些”。

那年，他到北京出差回来，说去了《诗刊》编辑部，认识了编辑王老师，嘱我直接把诗稿寄给那位有过“见面之情”的老师；我遵嘱做了，不久就在《诗刊》发表了第一首诗作。

那年，他的处于叛逆期的儿子沉溺网吧，他一面放下所有事情在街角旮旯找寻，另一面也向包括我在内的教育工作者咨询教育和改变之法。当儿子有所进步时，他向我表达感激，好像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实质性事情一样。

那年，他的婚姻动荡，家庭解体，生活困难，而我在经济上也处于“饿不死撑不饱”的状态。有段时间，我俩喜欢躺在我家沙发上，做“赚他个三千万”的白日梦。他说，老蒋，你有三千万准备干什么？我说，买个吉普车，把满街招摇的那些车撞个稀碎，然后把赔偿款甩在那些骄横的脸上；你呢？他说，盖个公寓，只许我们县的文学人进来住，一切免费。

那年，我俩同时加入了省作协。中午，我携夫人在他后来的家里小聚，我喝酒，他喝水，我微醺，他也微醺了。他一脸郑重地问我：“老蒋，你可准备干一辈子文学？我是肯定要把文学当作一辈子事情来做的！”他这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锦辉的婚姻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怎么说呢？在前一段婚姻中，他是过错方；而在后一段婚姻中，他又表现出一个男人极为难得的优秀品德。我算是一个见证者吧。婚变前，他过的日子我见过，在县城来说当然是很好的；婚变后，他的糟糕生活我也见过。我不能臧否他的个人选择，我只能说，婚变前后，他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还是一以贯之的。

之前，他不仅发表了许多诗歌作品，还开始写小说了，他的小说《老子乡长儿子乡长孙子乡长》发表在《收获》杂志，又被《小说月报》转载，这个成绩不仅在当时，就是放在当下，也是可以当作大牛来吹一吹的。

而之后，头几年，他为了维持生计，搞过专利发明，他的“一次性自毁式酒瓶”和“多灯丝灯泡”技术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他还在县城开厂，生产保健按摩器具、室内装饰摆件；后来，又借钱到上海与人合伙开办家装木线条厂；最后到广州开了一家音箱厂……锦辉的多才多艺不是一天两天的，多年的街坊、同学和同事一直这样评价他。

他在广州终于撑开了一张伞，动荡的日子渐渐趋于稳定，欠下多年的巨额债务也逐步还清且有盈余。这样，他的文学意识又被唤醒了。2002年，花城出版社与他签订合同，在品牌项目“花城凹凸系列”丛书中，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坑》。消息传回县城，在一众文友中引起轰动，有人找我问：他不是跌倒了吗？还能爬起来？我说：他首先是男人，其次才是作家。

这几年，他每年过年都从南方回来。据他说，“我只到你家来小聚”，“日子久了、时间长了，很多东西在我心里都淡了”。还是两家四个人围坐一方小桌，我喝酒，他喝水，喝着喝着，我微醺了，他也微醺了。感觉还是那么好。

《天坑》之后，他还写了数百万字的网络小说，有据可查的就有《水如天儿》《许你娇纵》《春潮带雨》《星河至尊》《家族荣耀》《废弃的站台》等十多部，这样的创作状态，若是他还在本省，那一定是要被召唤加入网络作协乃至国家级作协的呀！但正如他所言：“淡了”。他已经超越了文学的功利心，升至新的境界，而我等“愚弟”还在求证之中。

锦辉是我多年的文友，文学是我俩共同的话题。可是……

一个月前，广州传来消息，他罹患绝症！消息说，他拒绝一切形式的探望。消息说，医疗结论是已经不能治疗。消息说，他从十五楼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跃升。

他在《天坑》后记中写道：“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仅仅一口气……”“如果小说中有一些构思中的不够严谨，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生活自身就从来没有严谨过。”“对于我来说，痛苦的不是被束缚感……而在于我的思维分裂。”“我知道，要想走出一条新路谈何容易。不过有一点我要说给大家，我们的生活轨迹与他们（小说人物）只是平行的关系。也许他们会有超前的时候，不过这没什么，就让他们先走一步。让他们先受罪和吃苦，而我们则取得了经验和教训，也许有一天你的生活中也会出现他们的片段，谁知道呢。”看他的文字，我才知道有句老话是很厉害的：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懂得避谶。

我很难受。文友锦辉兄大我七岁；今年，他戛然而止于虚岁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