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生

“雨雪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乙巳年腊月初一夜的那场“四九”天的大雪，再次印证了这句流传千年的农谚。

这场雪将我的露台装扮成童话般的银色世界。翌日清晨，雪霁。阳光房内绽放的墨兰和香水月季在绿植的映衬下，吐着阵阵清香，格外娇艳；阳光房外，花池中的鹅爪藤被雪花染白了头，迎风傲雪的梅花散发出阵阵幽香。房檐下一排长短不一晶莹剔透的冰凌在阳光的折射下，发出点点七彩光晕。这久违的冰凌，让我眼前一亮。

看着这露台上的雪景，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和小伙伴们打雪仗，用冰凌当长矛互相对打的场景，一幕幕在脑海中闪现。然而，更令我难忘的是1963年“四九”天里雪后的事。那年我14岁，初中休学在家砍柴打草、摸鱼摸虾，以渡灾荒。

那时，困难时期刚过，经济开始复苏，但日子仍然过得艰苦。刚入腊月门，一场大雪将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古人将“柴”排在首位，可见它是何等重要。正是有了柴，人间才有了升腾不息的烟火气。古老的杨村小街有不少人家因为没了柴而无法生火做饭。平日里，人们总是在街头购买农村人挑来的麦秸、豆秸、茅草或稻草。一担草几户人家分着买，由草行的崇二先生过秤、收款。

那场雪下了整整一夜，封了不少人家的大门，生活条件好些的人家备足了柴火，可大多数只能三天两头到街头去买草。我家锅灶内只剩下勉强做早饭的烧草了。妈妈早早地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让我吃完早饭就到街北去买草。

走出家门，举目望去，家家户户都在各扫门前雪，还有几个孩子在打雪仗、堆雪人。我和邻居家的刘老巴子一路结伴，两眼紧盯着街道的十字路口。也许是大雪封了路，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挑草人的身影。怎么办？我灵机一动，和刘老巴子一同赶到街尽头去接草。我们迎着呼啸的西北风，缩着头、跺着脚，终于等来了一个挑草的人。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大声喊道：“啊！我家烧锅有草啦！”

挑草的是一个中年男子。我们拦下他，约定这担草由我们两家一人一半。男子没说别的，只是说草价要再加五毛钱一担，这比往常高出了三分之一。我俩一前一后与挑草人一起向街中走去。来到“大猪摊”，挑草人刚从肩上卸下担子，只见七八个人蜂拥而上，没等过秤，便将一担草抢个精光。

我急得大喊：“这是我俩接来的，为什么不留两个给我们。”可没人理会。谁叫我俩是孩子呢，况且带头抢草的还是街上有名的“混混”，他一人抢了三个。刘老巴子哭着回家了。我不甘心，又一次来到街口，站在雪地里，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以增加身体的热量。没多一会，父亲来了，是刘老巴子将这一切告诉了他。父亲说：“别等了，干脆你到二叔父家去弄点草来。”杨村小街距高庄仅有三里之遥，是我常去的地方。我送过糕点给奶奶和二爷，还钓过鱼、摘过香栗子、掏过鸟窝。

但是大雪像厚厚的棉被，将农田、水渠覆盖得严严实实，根本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沟。目之所及，白茫茫一片，没了旷野中的青黄和阡陌间的纵横。我只能凭借平日的记忆和少有的小树，小心翼翼一步步蜗行，刚走几十步，棉鞋和棉袜都湿透了。阳光照射在雪地上，泛着刺眼的光芒；朔风卷起的雪花迎面扑来，雪花钻进脖子，瞬间化成冰冷的水，让我寒颤不止。

就在刚要到达二叔家时，我的一只脚踩进了路旁的小沟里，只听“卡擦”一声，被雪覆盖着的小沟里的冰碎了，左腿深深陷入冰水之中，半边身子也随之倾倒在雪地上。所幸沟渠不深，只淹至我的膝盖。我用尽全力气才爬上来。

到了二叔家，二叔让我赶快脱下棉裤和棉鞋，交给二婶用火盆烤干。左腿上被冰碴划破的伤口，还殷殷渗着血。二婶心疼不已，责备父亲不该让我吃这么大的苦。二婶给我换了条大哥的旧棉裤，并让我坐在火盆旁取暖。当我说明来意后，大哥便立即从草堆中拔了十个“荒草”捆成一担，和我打了招呼便挑起草向小街走去。而我却被二婶留下，望着大哥远去的背影，我心头一热，泪水夺眶而出。“大哥您这是雪中送炭啊！”我自言自语道。

从接草被抢到大哥踏雪送草，我对人间百态和亲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是安度晚年的老人。回顾往昔，百感交集，但愿年轻一代能知福惜福，刻苦历练，光前裕后，以无愧于这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