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亚彬

一份沉睡七十余年的档案

在滁州学院档案馆的库房里，一份泛黄的“草契”静卧了七十余年。纸张发脆，边角略有破损，但墨迹犹存，字迹依然清晰。落款处写着：“1953年8月，立契人：尹朝发”。契文不长，全文照录：“立出让旱地人尹朝发，今因公用愿将自己分得土地，计农场马路南旱地半段、西首五分田一段、南首旱地一小段，共三亩七，捐赠与滁县师范学校建筑校舍，不取任何代价。恐后无凭，立此为据。”“不取任何代价”，短短几个字，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温度，也承载了一位普通滁州农民对教育事业最朴素、最坚定的支持。这份草契的背后，是滁县师范学校创办初期的艰难岁月，更是一个普通人、一所学校与一座城市之间跨越七十余年的历史联结。

一份特殊的捐赠凭证

在中国传统土地交易中，“草契”（又称“白契”）指未经官府盖章、未纳税的民间私约。交易完成后，双方持草契至官府纳税，换取加盖官印的“红契”或“契尾”，方能获得法律保障。尹朝发的这份草契不是买卖，而是捐赠；不是规避税收，而是支援国家建设。文件末尾盖有“验讫”的印章，说明这份民间文书事后经过了官方查验程序。它所记录的不是一次商业交易，而是一位普通农民“捐赠与滁县师范学校建筑校舍”的无偿义举。这份草契格外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民众支援教育事业的朴素热情。细读契文，可以还原出这宗土地的基本信息。捐赠人：尹朝发，住址“滁县南门外石家洼”。受赠方：滁县师范学校，住址“滁县南门外”。土地面积：旱地三块，共计三市亩七市分。土地位置：农场马路南石家洼。四至范围：东至荒滩、自己田；南至坟滩、小山；西至五分田、小路、厕所；北至孟姓、马路、小沟。土地等级：五等（按当时田地分类标准）。这些地名和四至，勾勒出一位农民手上一块块土地的清晰轮廓。

从借庙办学到固定校舍

要理解这份“草契”的意义，必须回溯滁县师范学校创办初期的艰难历程。1950年4月，皖北行署决定筹办“皖北滁州师范学校”，同年9月招收两个中师班，学生81人。彼时校址暂设在滁州中学内，无独立校舍。1951年暑假，因经费和校舍短缺，学校迁至定远县炉桥镇，借私立绍舟中学旧址及新建草房勉强维持。1952年8月，学校回迁滁县，暂借滁县牛奶场的42间牛棚作为校舍。正是在1952年，滁县专员公署决定在滁城西南郊丰乐乡、琅琊山东麓、铜矿南部（今滁州学院琅琊校区）建设师范学校新校舍。当年12月7日，新校舍正式开工，规划面积62.26亩。1953年暑假，新校舍初步建成，学校迁入新址。就在学校刚刚搬进新校园的夏天，尹朝发将自己名下的3.7亩旱地无偿捐赠给学校。此时，学校虽有固定校舍，但办学条件依然简陋。新增的土地可用于建设附属设施、扩大运动场地或作为未来发展的预留空间。这份捐赠，如同一场及时雨，为学校增添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群众办学的时代缩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国家财力有限，单纯依靠政府投资远不能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倡导群众办学，鼓励社会各界捐资捐物支持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很多普通民众以各种方式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尹朝发，正是这股洪流中的一滴水珠。我们现在只知道他住在“滁县南门外石家洼”，1953年时拥有至少3.7亩旱地。除此之外，档案中找不到他的任何信息——没有照片，没有生平记录。这份捐赠“草契”，或许是他留在历史中唯一的痕迹。然而，正是这种无名，让他的形象更加纯粹。1953年，土地改革刚刚完成不久，农民对土地的珍视超乎想象。尹朝发将自己分得的土地无偿捐出，绝非一时冲动。“不取任何代价”六个字，折射出新中国初期普通民众对国家建设和教育事业的朴素信念。值得注意的是，尹朝发的捐赠并非孤立行为。尹朝发的3.7亩旱地，正是那个时代群众办学热潮的一个生动注脚。

从3.7亩到千亩校园

七十余年过去，当年的“草契”已然泛黄，而当年的“滁县师范学校”也历经变迁：从滁县师范学校到安徽师范大学滁县教学点，再从滁州师范专科学校到滁州学院。如今的滁州学院，拥有会峰、琅琊两个校区，占地面积1645.6亩。当年那份草契上记载的3.7亩旱地，与今日的千亩校园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历史的价值，从来不以面积大小论轻重。正是无数像尹朝发这样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用他们的“不取任何代价”，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砌下了最初的基石。他们或许从未走进校园，从未听过一堂课，但他们留下的土地，却托起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求学之路。

这份“草契”，如今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它无言，却见证着一座城市、一所学校、一个时代的温度。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道尹朝发的模样，也找不到他的后人，但这恰恰是历史最本真的模样。有些名字注定被遗忘，但有些精神永远不会褪色。这正是这份档案最珍贵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