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莲芳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漫步在凤阳的街头，会听到不同的人反复提起——有花鼓艺人的后代，有博物馆的讲解员，有在洪武老街摆摊售卖梅鱼的老乡，也有在小岗村里追忆当年红手印的老人……每个人说起这句话，语调里都带着一丝难言的情绪，是对这座小城文化与发展的自豪，也夹杂着追忆历史而来的些许遗憾，似还能品出一抹凤阳人乐观底色下的调侃与自嘲。我因工作之缘来过凤阳多次，也好奇这语调背后的故事，但留下的只是些紧凑冗杂的工作笔记。直到这次采风活动，终于可以静下来，走入古城街巷，沉进历史书卷，去找一找“凤阳是个好地方”，这句被用不同的语气说过、唱过、喊过、怨过，却始终像一个谜题的答案。

翻开凤阳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之际。彼时这里是钟离子国，秦汉时置钟离县，隋唐以来一直都是州郡所在，以濠州治所载于青简，虽称不上什么名都大邑，但也绝非荒僻一隅。可凤阳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还要待到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时。

中都遗梦：未竟的皇城

明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一纸诏书震动天下，开国皇帝朱元璋要在家乡临濠建造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这意味着一座足以与应天府（南京）并称的都城，将从淮河南岸的旷野上拔地而起。

那是凤阳让整个中国侧目的六年。明中都置内、中、外三道城垣，占地五十多平方公里，集两千年中国都城建筑之大成。其皇城面积达八十四万平方米，比后来的北京故宫还要大出十二万平方米。为了建造这座都城，朱元璋广集天下的能工巧匠和军士民夫，总数“不少于百万之众”；还遣使到番邦属国求取良材巨木，运送时需特制的三十二轮铁圈大车，以二百民夫之力方可驱动。

六年间，石料木材堆积成山、工匠军民涌入如潮，他们肩扛手抬、斧凿刀刻，把天子的梦想一寸寸夯进泥土，在大地上建造出都城的轮廓。凤阳从未如此热闹，也从未如此辉煌。

然而，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朱元璋在亲赴凤阳犒赏工匠后，于回京的当天便下诏，停建中都。史书记载，罢建的理由是“劳费”。六年之功，一朝叫停，如今六百多年过去，个中缘由，再难查寻。但中都城的骤然停工，却实实在在给凤阳的发展砸下了一记重锤。

那些聚集到凤阳的工匠和移民，大多滞留不返。这座被寄予厚望的“帝乡”，没能迎来预想中的荣光。清代以后，县治被迁入皇城内，百姓也随之涌入，巨大的宫殿基址被一点点拆掘侵蚀。万历年间凤阳府人口超过一百二十万的盛况，早已只是史书中的一行字迹。

每次走进中都城遗址，我总不由思忖：朱元璋怀着对家乡深厚的感情，以府治设于凤凰山南之故，改濠州为凤阳。这个因天子赐名而获得“龙凤朝阳”之喻的地方，虽就此载入史册，却没能成为天子许诺的模样。都城也好，废墟也罢，帝王和他所创立的王朝湮没于历史长河，但那些在中都城残垣上筑屋、耕种、生息繁衍的普通百姓，始终守望着这片淮河南岸的故土。

花鼓行吟：流浪的歌声

与中都城几乎同时诞生的，还有凤阳花鼓。小城里的花鼓曲调，无处不在。可以是老街门缝里的随心哼唱，可以是非遗展馆中的盛大表演。可是六百多年前，凤阳花鼓最初的诞生，却难掩一丝辛酸。

洪武初年，为充实中都人口，朱元璋从江南强制迁徙了大量人丁。然而中都罢建，这些移民失去了谋生之本，加之淮河流域水患频发，他们渐渐陷入贫困。每到秋收之后，或逢荒年，这些“中都遗民”就身背花鼓、手敲小锣，结队外出，以唱曲卖艺维持生计。那时的花鼓，不是“登台戏”，而是“讨饭碗”。

久而久之，凤阳花鼓传遍了大江南北。但这传唱的曲调里，渐渐掺入了另一种声音：“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凤阳花鼓》，唱的是凤阳，怨的也是凤阳。

正是这些流落到四方的花鼓艺人，将“凤阳”之名传遍大半个中国。彼时，他们衣衫褴褛，沿街卖唱，击鼓行乞，却让各地百姓由此记住了“凤阳本是个好地方”。一个人背井离乡、乞食于途，犹且唱家乡是个“好地方”，其间况味，实难遽以“自嘲”二字断之。那是一种饱含苦涩的复杂自尊：纵使世态荒凉，家乡之名，终不可轻慢玷污。虽流离失所，也以最卑微的声腔，将一座城的名字唱成了大江南北皆知的符号。

待到晚清民国，凤阳的苦难愈演愈烈，更是将这种复杂推向高潮——“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这几句打油词，我在有关凤阳的史料里读到过多次，文字背后是百姓真实的苦难。即便是在最绝望的境遇里，凤阳人也没有放弃对家乡的认同，而是以一种最卑微的方式，把“凤阳是个好地方”这句倔强的唱词刻进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这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更有力量。

六百年后，中都只剩下一片残破的遗址；而花鼓，却进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城的野心早已支离入土，而流浪的歌声，反倒成了穿越时间的活态遗产。这大概是凤阳最深刻的底色，也记载着历史的最大反讽——当皇权的辉煌化为废墟时，是那些最底层的百姓，用沿街行乞的歌声，为这座“龙兴之地”标注了真正的文化身份。

铁轨改道：错过的站台

清末民初的凤阳，又骤然错失了一次城市命运的转折。

作为中国早期建成的干线铁路之一的津浦线，规划之初，跨淮大桥的选址原本定在了凤阳县境内的临淮关。但经工程师实地勘测，临淮关一带地势低洼，夏季河水一旦泛滥有可能会漫过铁轨，进而影响行车安全。而上游约二十里处的蚌埠，地势较高，河床构成主要为坚硬的岩石，更适宜桥梁建设。于是，历经多轮的勘调研判，津浦线因大桥选址最终改道蚌埠。

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贯通。蚌埠这座被铁路“选中”的小镇，一夜间从采蚌渔村变成了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火车在此停靠，商贾云集，人口猛增，很快跃居皖北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而被铁路“抛弃”的凤阳呢？作为隋唐以来的州治所在，明清时期的凤阳府更是下辖数县，其中就包括蚌埠这一原本位于凤阳以西的临河集镇，却因一条铁路的选址改道，走向了不同的发展岔路。凤阳自此与交通动脉无缘，渐渐地落后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不过，在没能赶上火车的年代里，凤阳人靠着自己的双脚不曾停止前行，远离了火车的汽笛和铁轨的碰响，锄头落地、扁担吱呀，这里的人们依然有条不紊地延续着小城的烟火和生气。

红色手印：冬夜的春雷

百年之后，似乎错失了每一次转折的凤阳，却在安静贫乏的角落酝酿出了一声惊雷。

这一次，抉择命运的主动权被牢牢地握在一群来自凤阳最底层、最贫穷的村庄，几乎要被时代遗忘的农民手中。

1978年的冬天，凤阳县小溪河镇的小岗村，这个当时连“穷”字都难以写尽其困苦的村落，迎来了一个值得被铭记的夜晚。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等十八户村民，在一盏昏黄的灯光下聚到一起，在“大包干”的秘密协议上按下了红色手印。

手印鲜红，却按得瑟瑟发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出于畏惧。契约上一字一句写着，如果村干部因分田到户而坐牢杀头，其他农户要负责把他们的孩子养到十八岁，这便是震惊全国的“生死状”。十八个鲜红的手印，按下的不只是分田到户的诉求，也是一份“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更是凤阳人身处困境时、用自己的智慧和胆魄开辟的一条生路。

那一年，小岗村粮食大丰收。曾经唱着花鼓出门逃荒的小岗人，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砸碎了祖辈攥了百年的“讨饭碗”。

于是那句“凤阳本是个好地方”，终于从一句唱词，在凤阳人的手中成了真。这是一块土地给予百姓的许诺——砸开枷锁、解放思想，土地便不会辜负耕种它的人。而这一次，许诺的兑现不再依靠皇帝的心意或是铁轨的走向，而在于每一个凤阳人的耕作与收获。

余响：好地方的秘密

每每研读凤阳的历史，我总有感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从明中都的营建与废弃、到淮河的水患频频，从津浦铁路的规划与改道、到百姓流离行乞的花鼓，直到“大包干”的红手印，帝王功业也罢，城市命运也好，真正串起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是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一砖一瓦、一锄一镰、一粟一薪，绵延千年，方才有当下的凤阳。

它的确不如许多古城，有着一脉相承的悠久和完整。凤阳的历史交织着太多的大起大落，凤阳的地形又在多岗丘浅山和洼地滩涂之外，直面淮河，水灾频发，年年汛期都要承受洪涝的考验。明清两代，凤阳府的人口虽然一度增长较快，但频繁的天灾使得凤阳的百姓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凤阳地多不打粮，磙子一住就逃荒”，史书里多的是这样打油式的贫苦写照。

所以，凤阳并非史脉和地理上天然的好地方，也并非从古至今始终都是好地方。

但如今的凤阳，淮河安澜，百姓安康，县域经济跻身全省十强。站在当年按下红手印的小岗村的村口，高标准农田一望无际，现代化农业产业园里四季果蔬飘香；曾经冒险分田到户的农民，如今又率先走上土地流转、合作经营、民俗文旅的新路。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明中都城遗址、位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凤阳花鼓、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小岗村，这些都让凤阳在工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服务业也做到了有口皆碑，研学旅游，络绎不绝。

从修建中都的工匠，到哼唱花鼓的灾民，从悄然改道的铁路大桥，到颤抖着按下的红手印；再到今天在田间、在厂区、在讲台、在机关忙碌的每一位普通人——凤阳人用双手、用汗水、用智慧，一点点将“好地方”从一句唱词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好地方”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它不在山水的地势，也不在户籍的薄厚；它是百姓的生活，更是百姓的心意。

合上历史的一页页，从明中都鼓楼眺望凤阳城景，“凤阳是个好地方”就在眼前。原本因苦泪而起的唱词，经过人民的双手，蜕变为今日触手可及的欢歌笑语。

而我这个曾经多次来去匆匆的异乡人，终于在这座小城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时光里，听懂了唱词背后的深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