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山梁
只因敬慕阳明先生,时常辗转于全国各地,参加与阳明文化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论坛,聆听最前沿的阳明学研究成果,拓展视阈,同时也借机交流拙见微思,向外传播闽中王学的洞见。“真惭廪食虚官守,只把山游作课程”,游学于阳明行迹地的山水之间,感受先生曾经驻足留下的文脉儒香。
乙巳小雪,我曾去到被先生赞为“滁山与我最多情”的滁州,参加“滁州市第三届阳明文化活动周”系列活动。在“山水寄哲思”滁州阳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以《朱王会通:福建阳明学的基本特征》为题,从朱熹、王阳明在治理管控漳郡之束民以礼、束民以约的相近理念,到一大批莅闽履职阳明门人、后学兼顾朱学的会通,以及黄道周等众多闽籍学人促成“朱王会通”,进而阐述福建虽是朱学重地,但并非一味排斥阳明学,而是以“共融互容”之举,助推“朱王会通”之势,形成了具有福建地域特色的阳明文化。这些年来,无论是出版阳明文化专著,或是整理点校阳明学文献,还是撰写发表学术论文,抑或是受邀交流发言,自诩为“闽地阳明文化传播者”的我,始终以“福建阳明地域文化”这一主题布局延展,娓娓道来,充满着浓浓的福建地域特色。因为我深知,只要将一个个地域化的学术个案串联起来,织点成网,就一定能建构起一座富有时代特色的阳明文化宝藏。
其实,早在470多年前的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就有一位漳籍阳明后学潘鸣时来到安徽泾县、滁州等地游学,聆听贡安国讲授阳明学,并留下“滁阳旅舍,有格板之箴;泾院夜谈,有回头之示”的游学心得记录,从中依稀可见在滁州的某一家旅馆,贡安国与潘鸣时师徒二人促膝交谈、谆谆劝诫的场景。是的,正是有了一代代漳籍阳明学人孜孜以求地负笈外出游学,只把山游作课程,虚心学习,不负时光,才奠定了自明中后期以来,漳州一直是福建阳明学发展中心的地位。窃于今有幸赴滁研讨,亦是接续漳籍先贤的足履,虽未得“格板之箴”,但从诸道友的高谈阔论中,亦颇受“回头之示”。
滁州,自隋开皇三年(583)置州,至今已历1400多年,有“金陵锁钥,江淮保障”之称,“形兼吴楚、气越淮扬”之誉。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由此渡江,建立东晋政权。五代后周,赵匡胤在清流关击败南唐主力,奠定北宋帝业。元朝末年,朱元璋在凤阳揭竿而起,开创大明王朝。鲁肃、戚继光、吴敬梓等诸多历史文化名人故里为滁,韦应物、欧阳修、辛弃疾等名臣贤达先后治滁,留下德政遗风,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享誉中外。
王阳明与滁州究竟有何关系?
明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一代儒学宗师王阳明由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擢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于次年(1513)十月到滁就任;正德九年(1514)四月,调任南京鸿胪寺卿而离滁,在此任职、生活半年之久。太仆寺是掌管皇家御马和朝廷马政的衙门,始置于西周,秦汉沿袭,为九卿之一,直到清末才裁撤,延续近3000年,是朝廷办事机构中存续时间最长的机构。明洪武六年(1373),南京太仆寺初设于滁州,后曾短暂迁址,最终稳定于滁州。滁州以及江淮分水岭两侧,丘陵起伏,山环水绕,草木丰美,适宜牧养马匹。作为明朝“太仆寺”的南部分支,主要负责掌管南直隶地区军马的牧养、繁育、核验与调拨,是维系明朝南方军事后勤的关键部门,见证了明代马政制度的运行与演变。
尽管阳明先生的滁州之任时间不长,但却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时期,以致其晚年经常提及“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从“步入从政、讲学快车道”的人生经历,以及“从游之众自滁始”的讲学实践两个维度来看,滁州之任构成了其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可以说,滁州是阳明心学思想传播与发展历程中一个极具关键意义的“转捩点”与“实践场”。阳明先生在滁期间,不仅处理马政事务,更将此地作为讲学与交友之所:在寺内正殿后楼“栖云楼”,曾与同僚、弟子登楼赏雪,写下“绕看庭树玉森森,忽漫阶除已许深。但得诸生通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琼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檐欲堕针。却忆征南诸将士,未禁寒夜铁衣沉。”“此日栖云楼上雪,不知天意为谁深。忽然夜半一言觉,又动人间万古吟。玉树有花难结果,天机无线可通针。晓来不觉城头鼓,老懒义皇睡正沉”等二首传世佳文。还将寺西南丰山东麓的高岗命名为“梧桐岗”,并修建“来远亭”,留下《梧桐岗用韵》等42首诗文,赋予南京太仆寺浓厚的文化气息。是故,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记曰:“(正德八年)冬十月,至滁州。滁山水佳胜,先生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遨游琅琊、让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阳明的滁州之任因有“地僻官闲”之“便利”,自是得以集中精力于讲学。
那么阳明先生究竟讲什么、如何讲呢?从其“日与门人遨游琅琊、让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以及“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的情况来看,完全有理由推测阳明先生定是以其高扬的主体性精神来讲学的。但仅以主体性精神讲学并不一定能达到“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的效果,尤其是在以外在知识追求为主要目标的背景下,因为以知识追求为主要内容本身也就存在着一个“讲者”与“听者”之间不平等的身份背景。只有在“圣人之道”人人所具的“吾性”均“自足”的条件下,滁州讲学才会成为“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的活动。也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会形成“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的亢奋状况,以及在《滁阳别诸友》诗中所感怀的“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见泉水,随处无弗得”的精神共鸣。这或许是阳明先生认为“从游之众自滁始”的原因吧。
阳明先生在滁州的署衙——南京太仆寺位于琅琊山东北麓丰山脚下。自成化年间,开始推行“马折银”制度,到了嘉靖元年起全部解送折银,自此,南京太仆寺便不再调送马匹。在这一过程中,南京太仆寺的地位越来越低。虽然南京太仆寺这一机构及其官职一直都在,但已几乎无事可做。正德二年(1507),杨廉“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时坰务多暇,贪清胜者,类皆流连光景、摅幽发粹云尔。廉独敦朋聚之乐,环滁诸生多执经其门,遍举先儒异论,分剖是非,娓娓无倦容。”正德十五年(1520),阳明先生任职南京太仆寺少卿,“值留坰多暇,专以良知之旨训后学,随方而答,必畅本原。”清末裁撤之后的南京太仆寺逐渐荒芜,直到毁圮。2019年10月,在原址按原样恢复重建的南京太仆寺对外开放,成为滁州市的重要文化地标。
当走进重建的南京太仆寺时,驻足流连于少卿厅,昔日衙府的森严已然不复存在,墙上的展板大多是介绍阳明滁州讲学、祠祀阳明等相关内容。引起我关注的有两块展板:一是《环滁十景》之首景《柏子灵湫》,一幅惟妙惟肖的柏子潭素描画,配诗曰:“风吹老柏作龙呼,龙去潭空想壮图。万壑生云从驻辇,九霄摩隼避开弧。群夸颂猎镌灵璧,几欲攀髯泣鼎湖。今古冷冷一泓水,可能飞雨慰来苏。”柏子潭,就是距南京太仆寺只有数百米之遥的龙潭。最早是汉代采铜井坑形成的一个深潭,水面约有一亩见方,深不知底,潭水像水银般闪亮。“柏子成林俯碧潭,天光澄澈镜中涵”,道尽了龙潭之幽美。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当年驻兵滁阳时,正遇滁州大旱,来到龙潭祈雨,很是灵验而降甘霖。君临天下之后的朱元璋,认为这龙潭是其发祥之地,便敕令在潭边建筑“五龙祠”,安放“御制柏子潭神龙效灵碑”,世代祭祀,显赫一时。“高皇注矢甘霖应,长与滁人作美谈”,写出“柏子灵湫”之佳景,传颂的是龙潭灵验能降甘霖。
如今,但见山下,早已不见那一泓清澈晶莹的潭水,唯有一方早已干涸的深潭,四周尚有残缺不全的条石围堰和大小不一的裸露岩石,潭中三根直径一米左右的硕大八角形石柱浮出,静静述说曾经皇家御碑亭庙的威严。遗址现场荒芜苍凉的景象,让人感慨世事变迁无常。即使是贵为皇家的御碑,也终将退去铅华,化为尘土,唯有浸润其中的文化,才得以经久传承,生生不息。
而另一幅手捧卷书的王阳明居中而坐,诸生站在下方聆听授课,释言:“王阳明任南京太仆寺卿,在滁州龙潭讲学授徒,阐发‘良知’之说,并作滁州诗三十六首。他与门人遨游琅琊山、让泉之间,月明之时,就环绕龙潭而坐。他门下的戚贤等一批弟子,日后都成为著名学人。”站在展板之前,我的思索似乎穿越到500多年前的明正德年间,脑海里浮现出阳明先生莅滁任职时,众多弟子追随来到滁州求学的情景:每当夕阳西下,弟子们便随阳明先生来到龙潭,围潭四周而坐,吟诵古圣贤之书,犹如天籁,空谷传声。师生直接相互应答,诸生提出一个又一个古今话题请教,阳明先生总是高屋建瓴,引导点拨出神入化。师生笑语歌咏直到月上中天,经久不息。一首《龙潭夜坐》:“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草露不辞芒履湿,松风偏与葛衣轻。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就是阳明先生此时此刻心境的真实流露与表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