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裘新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本文就醉翁亭“让泉”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谈一些看法。

一、长期被搁置的“让泉”文化资源

“让泉”是伴随欧阳修《醉翁亭记》扬名的滁州名泉，然而长期以来历史上的“让泉”“酿泉”之争，导致我们忽视了该泉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意义。

今通行诸多《醉翁亭记》版本，如《古文观止》《四库全书》和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版《欧阳修全集》、朱东润主编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等，多把“让泉”写成“酿泉”，一段时间里形成了究竟是“让泉”还是“酿泉”的学术争论。

这一争论伴随着滁州市政协召开的《醉翁亭记研究》暨滁州旅游文化开发研讨会得以了结。会上发布了由滁州地方文化学者搜集来的北宋苏唐卿篆书《醉翁亭记》碑刻拓片复印件，原碑立于山东费县旧县署内。而苏唐卿与欧阳修是好朋友，刻碑前篆稿经过欧阳修亲自过目，碑刻中写作“让泉”二字，再配合考察后来传世的楷书草书碑帖、宋神宗熙宁年间欧阳修亲自审定的《居士集》、南宋流传的绍兴四年衢州刻本等早期碑刻版本资料，《醉翁亭记》原本作“让泉”的结论不容置疑，该学术成果也得到当时参会的国内知名专家的普遍认可，可惜该成果并没有立刻转化为滁州市可以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当然，这与学术界尚未解释清楚“让泉”误作“酿泉”的原因有关。

二、探究“让泉”误作“酿泉”的原因

“让泉”在早期《醉翁亭记》版本碑帖中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引起如此大的分歧，一定是在某个传播环节出了问题。

经过研究，学术界发现宋人刻书是要避帝讳的，“宋人避讳之例最严”（陈垣《史讳举例》），避讳的方法有缺笔、近义替字、谐音等，其中北宋官方明确“让”字要避宋英宗生父名允让，“让”字可改写为“逊”字，南宋高宗赵构为避名“构”讳，而牵涉到“够”“媾”“购”“遘”等五十多个字，而赵构自己于绍兴二十三年书写并被刻入《三希堂帖》的《行书千字文》卷，便将文内“让国”二字改成“逊国”。

“讓”与“釀”因为字形和发音相近，自然容易被宋人形成避讳例，并通过版本的流传而沿袭下来，久而久之，人们便误以为《醉翁亭记》用作地名的泉名是“酿泉”；加上亭记后面又出现“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一句，更加持了泉名也作“酿泉”的观念。殊不知这里的“酿泉”与上句“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中的“临溪”是对偶的句式，是要地名对地名的，所以这里的“酿泉”不可能是地名。因此，北宋元祐初年钱塘人韦骧任滁州通判时，留下《琅琊三十二咏》组诗，依照游览顺序创作，应当出现“让泉”景点时，却出现了“逊泉”。了解了古代避讳制度，就不难理解原来“逊泉”就是“让泉”，韦诗所描绘逊泉的情形：“两窦涓涓泻，无何后却前；谁能来酌饮，回意学相先。”分明也是“让泉”的泉势情形。

三、充分挖掘“让泉”背后的礼让文化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有新的文明礼仪取代旧的繁琐礼仪，但这并不意味着礼让精神、礼让文化可以抛弃。

滁州市立足本土礼让文化资源，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品牌。目前，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与滁州学院已联合成立“滁州有让与基层治理文化研究院”，应以此为契机，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进一步彰显“让泉”背后的礼让文化精神，大力弘扬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先贤治滁期间“与民同乐、让利于民”的儒学精神，赓续皖东儿女“不怕牺牲、救亡图存”的红色血脉，践行优秀传统文化中互让、谦逊、包容、礼义等核心价值，努力构建让泉流韵、基层善治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