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林

人的一生，似乎绕不开剪头发这桩“头等大事”。我刚出生，外婆就把我抱到祖父面前说：“瞧瞧你这孙子，一头乌发！长得多好！”我的剃头首秀，是在满月那天。母亲说，当时请的是家住凤凰街的宋师傅。

宋师傅人称宋聋子，一身灰布长衫，走起路来还有点书生气。他打十五岁学徒起，干这一行已有二十余年，耳朵虽有些背，手艺却顶呱呱，尤其擅长给婴儿剃头。长大后才知道宋师傅在凤凰街有间剃头店，一面镜子，一张木椅，一个三角木架上放了只脸盆。最吸引我的是椅子上方的布帘，手拉布帘来回扇动，顾客就享受到清风徐来的凉爽。

剃头那天一早，外婆特意为宋师傅打了三个鸡蛋，搅进一团猪油，煮了碗挂面，上面还特意撒了些葱花——这是全椒剃“满月”头的规矩。除此之外，外婆还包了个红包，郑重地送给宋师傅。宋师傅边吃边问，孩子的“胎毛”要不要留下来。母亲正迟疑着，祖父已示意“留下”！

听母亲讲，全椒是鱼米之乡，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街小巷里活跃着不少江苏、浙江来的手艺人。有敲着洋鼓卖雪花膏的扬州人，有用力测试梳子、篦子质量的常州人，有背着行囊推销并手工制作毛笔的湖州人，甚至还有出卖苦力，给水炉、作坊挑水的苏北人。

祖父特意请了当时走街串户的流动湖州笔商，用我的胎毛现场做了一支小楷毛笔。那时从事律师行当的祖父，就是用这支毛笔，帮一位普通农民打赢了一场乡官多占土地的官司。祖父说，这支笔是“幸运之笔”，要好好收藏。这支笔杆上刻着“初元”二字的湖笔，随着时光流转、祖父离世，早已消失在茫茫岁月里。

读小学后，给我剃头的换成了离我家不远的杨师傅。他大名叫杨有道，腋下总夹着个黑布包。包里除了推剪、毛刷和刮脸刀，还有个圆柱形竹筒，里面装着几样掏耳朵的工具。街坊邻居都喜欢这位有道师傅，每隔半个月，就有人念叨：“有道师傅该来了吧！”尤其是几位上了年纪、整天靠在藤椅上不便多动的爷爷，他们盼着杨师傅来，不只是为了剪去头上的长发，更重要的是街坊邻居还想趁着剃头的工夫，和有道师傅拉拉家常。

别看有道师傅只夹着个黑包走街串巷，他肚子里的趣闻逸事可不少。老爷子们和他一边剃头一边谈心，常常聊到太阳西斜。到了晚饭点，有人留他吃饭，他不挑不拣，也不客套；遇到囊中羞涩的人家，他会干脆利落地说一句“今天的剃头钱免了！”这样的“慷慨话”，他说过不止一回。

上中学后，学校传达室里来了位理发师傅，三十岁出头，专门为师生服务。他剃头的速度快得惊人，同学们都戏称他“比刨冬瓜还快”。有一回，一位学兄没算好时间，头刚剃到一半，上课铃就响了。一想到下节课是“老虎老师”的地理课，他赶紧起身，像箭一样往教室飞奔。到了教室门口，他一声“报告”，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就连一贯严厉的“老虎老师”，看到他那“阴阳头”，也忍不住咧嘴大笑。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乡下中学工作了十三年。那段时间，常给我们中青年教师剃头的是一位洪师傅。他是城里下放来的，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最爱讲的就是他在新疆生活的点点滴滴：那里的壮美风光、独特的乡土民情、库尔班大叔与新疆哈密瓜的故事……每次剃头，他都能带来新话题，很受青年教师们的喜欢。

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城生活后，口头禅“剃头”变成了文绉绉的“理发”。我有机会见识到一间名为“风剪云”的理发厅。推开玻璃大门，就有一杯浓浓的热茶递到手上，暖意瞬间从指尖传到心里。二十平方米左右的一楼门面里，一字排开四五张升降沙发椅，墙上不规则的几何形状的镜子也透着几分浪漫情调。给我剪头发的，是一位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他戴着眼镜，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把梳子，一脸书生气。只见他熟练地拿起吹风机，把我的头发吹干后才开始剪。和其他理发店不同，他很少用电推剪，一把不锈钢条剪在他手里灵活自如，随着“嚓嚓嚓”的声响，白围布上很快落满了碎发。

退休后，我家马路对面有大大小小五家理发店，我选了其中一家。理发店的老板三十岁左右，他和妻子小鲁都是手艺过硬的理发师，说他们“过硬”，是因为店里的顾客几乎都是回头客。夫妻俩手艺精湛，待人又实诚谦和。妻子小鲁还借着网络开了抖音号，手机一打开，就能看到她设计的各种漂亮发型，估计每天都在涨粉。

从当年夹着黑布包走街串巷的“游剃”，到如今亮堂整洁的专业理发室；从手动推剪到电动剃刀；从“剃头”“理发”至现在“美发”的变迁过程中，我仿佛听到社会前进的脚步声。这脚步有时太快，快得让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一时难以适应，但细细想来，这变化里满是生活的便利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