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郑安杰 陈姝妤

A 离家·一叶孤舟

多年前的那场离别，高学余依旧记忆清晰，“这一别，就像隔着千万重洋，咫尺便是天涯。”从未出过远门的他即将出发，远赴上海求学，20岁的高学余，和那个年代很多农村出生的年轻人一样，被时代裹挟，但又倔强得不愿就此认命。

记者在来安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见到了高学余，和他一起忆起旧日时光里那片翻涌的斑斓。那是在4月，高学余思绪拉回的那个4月，是在1972年。

那天，高学余和大哥在河沟里挟泥，这是当时农村的一项重体力活。他远远望见二哥朝自己跑来，手里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眼里满是激动和急切，阳光在二哥起伏的肩头跳动，高学余迎面和二哥抱在一起，抱头痛哭，他知道这是自己久等的一封信，那一刻实在等得太久、太难了。

“信是当时的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正是这封信改变了高学余一生的轨迹。

“在这之前，我遇到了人生最低潮的时期。”高学余回忆起过去，脸上依旧有着不服输的表情。六门功课全优的高学余本是当时上大学推荐的首选，可是因为一些原因他被“退”回了农村。

高学余记得被“退”回那一年的大年三十，天下起了雪，格外的冷。动荡的时代，不确定的未来，让身为农村娃的他感到无助、无望。倔强的他背着家人把自己关进草屋里，用一毛三分钱买来的毛笔，以稻草灰为墨，在纸上临摹毛主席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诗词，以寄托自己的思绪，整整一夜，那是个永远也忘记不了的夜晚。

“什么是‘千万孤独’啊！”那一夜，沾满泥星的腿脚似乎长出了无数条细密的根，向黝黑的深处伸展，高学余只觉得自己浑身沉甸甸的，像是被什么困住了。

从不言放弃的高学余终于在历经磨难后等来了转机，得到了那个难得的求学机会。离别是苦涩的，到了离家那一刻，大哥把正在生长的蒜苗全部拔掉凑了路费，并给他买了件新衣服；父亲给他打了个小木箱，生病卧床50多天的母亲，似乎感知到了离别，出发的那一天，母亲强撑着在别人的搀扶下送小儿出远门，高学余跪在母亲身边，一遍遍地呼唤着妈妈，泪如雨下……

这一别之后，愧疚如藤蔓缠上心尖，阳光的色彩在母亲的身上一点点剥离，慢慢地滑落进了高学余的回忆中。

多年后翻开记忆的“相册”，那些回忆都化作了心底的涟漪，一圈一圈……漾开了无数水波，打湿了高学余的心。

离家多年，他确定“家”是他航行路上一个坚定的锚，是他生命的根系所在。

“我永远记得母亲说的那句话：在外面，一定要吃饱。”高学余说。

如今再无母亲叫他吃饭了，静水流深的爱重若千钧，让他对“家”这个字浸润了一生的感情。哪怕走了千万里，心中依旧牵挂着家、牵挂着故土。

B 遇见·跋涉重重

一叶小舟何以在风浪中稳住航行方向？高学余在跨出家乡之后有了新的理解，忙碌的大学学习，震荡的时代岁月，他延续了在土地上摔打出的坚韧，抓住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充实自己，思考未来。

1975年7月毕业后，高学余被分配到了北京的新华社摄影部工作，他做过翻译（中译英）、编辑、摄影记者，从国内到国际，见证着风云流散的人和事，不服输的高学余变成了不要命的高学余，时代的波诡云谲在他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1987年到1991年，高学余被派往新华社联合国分社常驻，连续采访了四届联合国大会，和包括当时美国总统在内的20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用镜头定格记录下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镜头。

这么多经历的背后，高学余始终忘不掉在驻联合国的一件往事，这让他感受到了“国家”二字的重量。

“1987年9月15日，我兴奋地早早来到联大会议厅准备采访。”高学余说，当时联大会议大厅的二楼设有几个“摄影棚”，位置最佳的“booth”是主席台右手的第一个摄影棚：最佳位置为UN、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但没有新华社的摄影位置。

在当时的中国外长走上主席台发言时，“我大胆地走进第一摄影棚，站在所有摄影记者的身后，可镜头里的影像实在太小，美联社一位老记者笑着让我使用他的尼康400mm定焦镜头拍摄中国外长发言的场面。当时他们所有记者都在闲聊。”高学余无奈地说道。

之后，在百般努力之下，新华社才争取在第一摄影棚获得了一个最佳位置，这是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地位以来，新华社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议大厅的第一摄影棚。这让他一辈子难忘！

联大会议开幕的清晨，高学余早早来到了会议大厅的第一摄影棚，座位上分别为：UN、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XINHUA（新华社）。

这个位置原先为《今日美国》的，不一会儿，《今日美国》的记者走了进来，看到XINHUA（新华社）的名字，伸手就要扯下。

“No,no,no.”高学余大声喝住。

就在此时，联合国一位女新闻官员走了过来，那名记者便气急败坏地与新闻官员理论。新闻官员给他作了解释，后只是耸了耸肩，摊开双手离去。

那份迟来的位置让高学余很是感慨。

高学余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先后数次参与众多的重大采访报道：1997年的香港回归报道；1999年随“雪龙”号历时70多天的“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的采访报道；1999年、2009年先后在天安门广场采访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60周年活动；2001年赴西藏采访青藏铁路开工仪式……

在一次次重大采访报道的经历中，他见证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的同频共振，他记录的那些片段如同棱镜，折射出时代的光束。

C 现场·死亡暗河

由于摄影工作的特殊性，记者必须身临事发现场，这也意味着会带来更多危险。

特别是战场，死亡总是很近，炮火和鲜血是最常出现的场景，这种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时刻就像一条暗河始终潜行在高学余身边。

高学余和记者谈起了几段关于“死亡”的经历，那些在他生命里腾起的“尘土飞扬”，弥漫着对生死的恒常思考。

2002年到2006年高学余被派往新华社耶路撒冷分社工作，成了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正式建交十年来，中国派往巴以地区工作的第一位专职摄影师。2002年6月，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隔离墙，当地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严峻。选择这个时候成为战地记者，走进战争的漩涡中心，高学余就是把命装进镜头里，投入到炮火轰鸣中。

最难忘的一次，是他口中所说的“半死”经历。2006年7月，高学余清楚地记得离任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他和7位欧洲记者一起被邀请前往离黎巴嫩边境约5公里的以色列北方军区司令部采访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作为摄影记者的高学余驱车上了沿着边境线的899号公路。

“在899号公路上刚行驶不远，就听到四周的山头到处传来枪炮声，浓烟四起。”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高学余拍到了以色列的军车、坦克等在一个山坳里全副武装集结的珍贵照片。

当晚，高学余在距黎以边境仅两公里的一个基布兹（集体农庄）的小旅社里住下。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夜，旅社一直笼罩在战机的轰鸣中。“一夜未停，整个屋子都在颤抖，玻璃窗不停地发出哗哗的震颤声。”

高学余一直到第二日清晨5点钟才在过度疲劳中陷入熟睡。清晨6:05，一声激烈的爆炸把高学余惊起，为了安全起见，他顾不上劳累和饥饿匆匆离开。高学余刚上路就听到不远处传来十分凌乱的爆炸声，一声声巨响让人感到车的底盘像被大小不同的石块砸着一样。而高学余无暇顾及，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的工作中，拍到了距离自己不到一公里的以色列军火库被炸的画面。事后再想起这段经历，高学余还会有点后怕，“太危险了”。

还有一次，那是他刚到耶路撒冷不久，去采访耶路撒冷公交站的一次自杀性爆炸袭击。那是傍晚时分，高学余为了拍出清晰的照片，带上了闪光灯。走到路口，高学余正向警察打听事发现场的位置时，一辆以色列军车逼停了一辆巴勒斯坦人开的车，两名以色列士兵中的一人打开车门，左手抓住那人的衣领，拖出了车，并大声命令他高举双手伏在车身上，一人开始从上至下搜遍了他的全身，接着又搜查了他的车。此时，高学余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开始抓拍这个场景。

拍了一些镜头后，高学余急匆匆就要离开赶去事发现场。

两名以色列士兵从他身后赶了过来，一人伸手抓住他的衣领，另一名士兵迅疾用子弹上了膛的枪口狠狠顶住他的左胸，口中用希伯来语大声吼叫。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高学余用手紧握顶住胸膛的枪口，一边大声疾呼警察“Police!Police!”一边用英语大声说道：“我是中国记者。”

好在一位执勤的警察就在路口不远处，听到呼叫便跑步过来，他告知两位士兵这是中国记者，两位士兵随即气呼呼地离去。高学余这时才惊觉自己刚刚经历的生死瞬间。

高学余多次采访过自杀性爆炸现场、巴以冲突的惨烈现场、隔离墙铁丝网的修建、阿拉法特的世纪性葬礼、沙龙病危等等，并多次冒着危险去往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城市采访，亲身经历了战争和炮火的考验，拍到了许多十分珍贵的镜头。

“我就是在这里留下了严重的过敏后遗症的。”

高学余在一次激烈的冲突采访中被催泪弹击中，让自己也留下了战争的“伤疤”。他说：“子弹不长眼，但那时的我只想着必须拍到事发现场的冲突镜头，靠近、再靠近，尽管没有任何人要求我一定要这么做。因为，当时我是这里唯一的一名中国记者。”

在耶路撒冷四年，高学余在各种冲突和自杀性爆炸中拍摄过100多位遇难者的尸体。“有些场面惨不忍睹，其中有两次，每次的遇难人数多达22人，还有一次有8名儿童。”高学余提起那些采访经历，依旧会有很多痛苦和不忍，“战争中最遭殃的是平民百姓，那些怀抱婴儿的妇女和老人又为何要为战争付出代价？”这是高学余在那里工作生活四年里最深的感受。

在那里的四年，高学余一次又一次地深入战争腹地，在枪炮之下屏息凝神，用血肉之躯一点点靠近自杀性爆炸现场，靠近战争现场；在废墟中、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中拍摄了无数令人深思的照片。

“报道这些惨烈的冲突场景，就是期望给这个地区早日带来和平。”高学余说。

那些片段成了他记者生涯中最沉重的行囊，也成了他最珍贵的宝藏，成就了他、也影响着他。

D 思考·记者使命

面对危险与死亡，很多人会好奇，高学余究竟是出于什么坚持这份职业的。提起这些，高学余依旧不失当记者时的尖锐个性，他不讳言年轻时是渴望着经历和荣誉的，“对于记者而言，特别是战地记者，这是人生可遇不可求的机遇。生命只有一次，机遇，无数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

但是，真的在面对战场、面对灾难、面对死亡的时候，“虚荣”会变得没有意义，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依然要逆行，更多的是职业赋予记者的责任。“见过那么多尸体的人，还会在乎什么名利吗？”高学余说。再说起记者这份职业的坚守，高学余的眼里早已盈满了生命的温度。

2002年到2006年，永远在现场的高学余可以说是见证巴以冲突的中国第一人，就像一双眼睛，中国记者的“观察”一定是不能缺席的。他在结束了在耶路撒冷4年任期回国后，向新华社摄影部同事们汇报的时候说道：“我无愧于我的祖国，更无愧于我十分热爱的新闻摄影事业。”

2008年，已经56岁的高学余主动要求加入汶川地震摄影报道，透过镜头他看到了更多关于生命的意义。出发前一天，高学余几乎彻夜未眠。翌日，高学余随北斗卫星实验组前往地震灾区，马路上各种车辆、各种人员急匆匆地向着灾区跑。

一路上看到的都是路旁的山体滑坡、公路塌陷和撕裂的大地。一个看不见头尾的长队，人们扶老携幼，从北川县城走来。路边时而会看到遇难者的尸体……

一支救援的部队官兵走来，他们在路边停下，或躺在马路上，或相互背靠背坐在地上，秒睡，只留下一人执勤，他们经过了一整夜的紧急抢救，一个个都累得趴下了……

“看到那些，双眼完全模糊……”

高学余诉说着那时的经历，太多感叹“生命顽强且脆弱，或者说在今后的人生中你应该懂得要在乎什么！”

2012年，高学余以新华社高级记者的身份退休，回望以往自己的每一次出发与奔赴，每一次的不辱使命，都让自己的生命在经历中变得愈发丰满。

他在采访中也不忘勉励记者：“身在基层的记者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使命，就像‘田地的守望者’，要注意田地什么时候需要‘浇水’‘施肥’‘除草’等，新闻记者要通过报道推动具体问题的解决，实现新闻的价值。”

退休后，高学余开始回归故土，每年都回家乡祭祖、访友，在这些时日里，他不断地用镜头记录着自己家乡的变化。他说：“这是我日夜眷念热爱的故乡啊。”

退休之后他也开始重新打量起这个世界，从年少时的出发，到暮年时的归乡，那些深深浅浅的足迹，早在风云流变中化作一段段纹理。老家门口那口大塘存在依旧，只是村边玩耍的孩童已经不识归人，当年离乡追寻理想的少年，如今驻足于生生不息的土地，成了见证者与书写者。

“我是从田埂上走出去的记者，从滁州的田野走进北京、走进战场、走向世界，我是高学余，一个农民的儿子。”高学余坚定地说，落在他身上的时代烟尘，我们不能全部看见，但是，一叶小舟在风浪中的印记却一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