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培忠

清中晚期，涌现出一批楹联大家，如“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吴汝纶、令德书院（山西大学前身）创始人之一的吕凤岐、吏部主事贺欣等。而在他们中，薛时雨更是独树一帜。其联辞典雅、文采斐然，充溢着浓郁的忧国爱民情愫，也蕴藏着为官做人道理。

薛时雨，字慰农，一字澍生，晚号桑根老农，安徽全椒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官杭州知府，兼督粮道，代行布政、按察两司事，著有《藤香馆诗钞》《藤香馆诗续钞》《藤香馆词》《藤香馆小品》《白门新柳记》等。其中《藤香馆小品》《藤香馆小品续》共存联435副，涉及题署、赠人、挽联、贺联、嵌名题赠，范围之广令人惊叹。清楹联名家陈方镛在其所辑《楹联新话》中曾言：“至慰农先生，蕴藉风流，专以神韵取胜……其饷我后学，真如太羹醇醪，醰醰有味。”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杭州府的大堂上，有一副楹联直冲眼帘，“为政戒贪，贪利贪，贪名亦贪，勿骛声华忘政事；养廉惟俭，俭己俭，俭人非俭，还从宽大葆廉隅”。短短36个字，却道出了薛时雨对清廉为官的见解。寻常要求官员清廉，往往仅停留在不要贪图财富，即楹联中所说的“贪利贪”。而楹联也同样道出“贪名亦贪”，这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坑害百姓之举。管子在《管子·法法》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钓名之人，无贤士焉。”楹联中“俭己俭，俭人非俭”更是突出了为官清廉，不能仅要求他人俭朴而自己本身不加以约束，相对于他律更为重要的是突出严格自律。

薛时雨为政，可谓好官的典范。咸丰三年（1853）考中进士，咸丰四年授浙江嘉兴知县，最高时曾任杭州知府兼署浙江粮道，代行布政按察两司事，“一身绾四印”。他始终是一个可称得上的廉吏和能吏。其两度失官皆是由于同情百姓、心悯苍生，第一次是在任嘉兴知县期间，恰遇大旱而歉收，薛时雨写信给知府要求停征赋税，知府不允，薛时雨拒绝执行催缴之令，遂被罢官。第二次是同治四年秋，薛时雨因拒绝科场舞弊而受同僚诋毁，被急调江西改任乡试提调官，其托病辞官不赴，结束了他的宦途生涯。薛时雨日后在自己的书斋上题联曰“两浙东西，十年薄宦；大江南北，一个闲人”，以戏谑的口吻感慨了自己的官场生涯，但也能从中体会到他廉洁从政，宁可赋闲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之心意。

罢官离职之后，薛时雨对官场的黑暗昏聩心生厌恶，在其楹联之中也能窥见一斑。如其在为全椒民俗草台唱戏题联中写道，“比户乐弦歌，何必慕广寒霓羽；名场争得失，也只如优孟衣冠”，更是将名场比作演戏，一时风光终究一场空，可谓看透人生尽清风，只不过是虚幻一场。

杭州府的大堂上还有另一副楹联，“形胜古临安，领是郡者，宣上德，舒下情，方寸中著半点尘埃，争对得十里湖光，四围山色；劫余新缔造，登斯堂也，缓催科，勤抚字，凋敝后尽几分心力，期永保六桥遗泽，三竺慈云”。此联作为《藤香馆小品》之首联，通过寥寥数语，道出了薛时雨的政绩观。

上联从杭州府所在之地写起，写出了为政之情怀，就是“宣上德，舒下情”，而如果心中哪怕有一点点的私心杂念，都会对不起杭州的湖光山色。下联是针对兵劫后的杭州，提出了当官之要务，就是“缓催科，勤抚字”，只有尽心尽力才能使得这里永保苏东坡的遗泽。六桥者，即苏堤上的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在这里指苏东坡治理杭州之功业。三竺，指杭州天竺山，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座寺院，合称“三竺”。薛时雨不仅仅是在对联中这样写，他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了这些，在杭州府任上，面对兵燹余烬，薛时雨兴复书院，赈济贫民，做了很多对恢复民生有力的措施，而整个杭州也在经过了太平天国之役后逐步恢复了生机。

在严于律己的同时，薛时雨更是注重传承良好家风。其书斋藤香馆门联“自探典籍忘名利，未有涓埃答圣朝”，分别取自李商隐的《和刘评事永乐闲居见寄》以及杜甫的《野望》，饱含躬读诗书，不求名利，为公为民，以效国家之意。同时他为嗣子薛葆楹的书斋题联“求益必先戒损，养心然后读书”，也蕴藏着对薛葆楹保持谦虚，戒骄戒躁，铭记“满招损、谦受益”之理，不断加强心境修养，读好圣贤诗书的殷切期望。

而在全椒薛氏祠堂中，薛时雨撰联“吾先人由西蜀来兹，启十七世门楣，只耕读相传，不敢远引皇祖奚仲；予小子自古杭罢郡，承五百年堂构，愿本支勿替，常思勉为善士居州”。此联记载全椒薛氏一支自薛文用于明洪武年间率族至全椒县，前后已历经十七世，均以读书为本。十二世祖薛廷相则更以“读书尚志，不乐功名”为称。此联既是告诫薛氏子孙要依靠自身努力读书光耀门楣，更表达了自身效仿先祖淡泊功名，著书立作之意。全椒薛氏一族，正是在这样的家风之下，先后出了3位进士（包括1名解元）、3位举人、35位秀才。其中，第16世薛暄黍、薛春黍与薛时雨三兄弟分别考中举人、解元、进士，第17世薛葆梿、薛葆楹也分别考中举人与进士。现如今，薛氏后人中也有多人在高校任职教授等，这样的书香门第、躬耕读书的家风凸显了中国传统家庭的美德。

论及薛时雨，他的一生璀璨绚丽，又有厚重的家国情怀，在他的楹联中，也能感受几分。

“翁昔醉吟时，想溪山入画，禽鸟亲人，一官迁谪何妨，把酒临风，只范希文素心可证；我来凭吊处，怅琴操无声，梅魂不返，十亩蒿莱重辟，扪碑剔藓，幸苏长公墨迹犹存”，如今滁州醉翁亭前，过往游客都能看到这样一副楹联，而这背后也有着一段历史佳话。

乡愁是一个文人最朴素的情感，也是良好的道德情操，薛时雨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诗文、楹联中，寄宿着其对故土家园的眷恋。除了全椒桑根山、陈家浅，最令他挂怀的就是滁州的醉翁亭，欧阳修当年的风范在幼小的薛时雨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桑根蔽庐，去滁山五十里而近，往来策蹇，凭欧梅之亭，拓子瞻之碑，悠然有怀当日宾客之游，太守之醉，不知平山堂下，颍州西湖，又当如何？但觉衣冠谈笑，若思亭所独留，以予后人之尚友。”然而同治初年，在太平天国的战火洗礼下，“醉翁亭已鞠为茂草”，令薛时雨痛心不已。薛时雨辞官之后，就立志要重修醉翁亭，并多方联系各地皖人的资助。同治十一年（1872），开始了重建醉翁亭的工作，但是由于资金不足，只得中途停顿下来，薛时雨再度筹资，薛时雨甚至到南京玄武湖畔摆摊售字以筹资，最后终于在光绪七年（1881）完成了重建工作，恢复了醉翁亭的原明代格局，保留至今。

光绪三年（1877），已然六十高寿的薛时雨题联自谦，“事功学问两无成，也成逐队戎行，滥竽官守，扬镳艺苑，厕席名山，行谊寸心指，任世途标榜倾排，不争门户；富贵神仙能有几，差幸天闾云净，人海尘清，鸥鹭身闲，江湖梦稳，年华中寿届，历多少平陂往复，自葆桑榆。”而十年薄宦，留“薛嘉兴”之美名；二十年师途，宁杭兴建“薛庐”。捐资重建襄水书院、开通滁河入江道等造福乡梓之伟业，嘉兴烟雨楼、滁州醉翁亭绘像祀之，诗词楹联流芳千古，又何谈“事功学问两无成”呢？

光绪十一年（1885），薛时雨离世，他的学生谭献为其撰墓志铭并作挽联：“循吏儒林同列传，许我从游函丈，湖舫论久，由来无虑事师，有如昨日；离群索居又三年，方期再坐春风，薛庐请益，岂料临江不渡，此恨千秋。”“循吏”之谓，是对薛时雨的评价。从这副挽联纵观其一生，薛时雨既为诗词名家，又是为官清正、奉公守法、政风可仰、一心为民的清官能吏，应该成为当下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