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笼火把，鞭炮香烛是体现家乡年节浓烈程度的一大重要标志。不知为什么，在皖东家乡人的口语中，总是把生活中与打击毫无关联的一类事情冠之以“打”字（好像这样讲更要紧与更带劲似的），诸如把挖塘泥叫作打塘泥，把挑猪菜称作打猪草……他们又能把人们过年过节提着灯笼东游西逛的玩耍过程唤作“打灯笼”。

“打灯笼照舅舅，舅舅藏在门后头，打灯笼照姨娘，姨娘骑在墙头上”形象逼真，诙谐生动。它本身既是歇后语“打灯笼照旧（舅）”的原始母版，同样也是我儿时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一段顺口溜。其描述出来的场景恬淡自然，活灵活现，活脱脱就是过年期间娘家亲人挑逗自家小外甥嬉戏玩耍的一幅活色生香、温馨可人的生活画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老传统，老习俗还在广大的偏僻农村延续着。一年间，几个重大节日里，人们自娱自乐，放几挂鞭炮、撂两回火把、玩个龙、舞个狮、跑个旱船、踩几趟高跷，还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乡人们最看重的过大年期间，总要想方设法扎出几个灯笼让家里亮堂亮堂，让自家孩子好好地喜庆喜庆，给物质匮乏的大年添光增色。

好像这是父亲的专利与责任一样，每逢过年，他总觉得由于自身的亏欠，一年到头有啥地方对不起自家伢子们似的，总要做些适当的补偿才觉心安。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总是挖空心思，想着点子竭力为平日里陪着自己苦熬清寒日子的孩子们做些什么，好让孩子们在大过年的几天里好好地乐呵乐呵，以此作为年终岁尾的一种弥补。家里没有拿闲钱买玩具的可能，想来想去，只能因陋就简，依靠自己的一双巧手为孩子们带来些许欢乐了。他吩咐妈妈上街捎两张毛把钱一张的廉价软白纸，亲手操刀到家门口的竹林里挑选几根粗细均匀的细竹竿，翻箱倒柜寻来粗细铁丝与薄木板，拿来石刀、剪子、老虎钳……开始劈竹、削板、裁纸、打浆糊，事无巨细，有条不紊地忙乎开来，精心地为孩子们扎起了灯笼。

家乡的灯笼可没有如今每逢重大节日张灯结彩时挂出的富丽堂皇的宫灯、玲珑剔透的纱灯那般精美、庄重。它就地取材，用料简单，大都是庄户人家自身拥有的，再普通不过的细篾片、粗铁丝、小木板、软白纸，再加上一颗坚硬粗壮的大铁钉，做出来的灯笼有方、有圆、还有形如瓜状的，颜色也惯常是一马的纯白色，顶多是有巧妇的人家用红纸剪出两个花鸟虫鱼、小猪、小鸡之类的图案粘贴在上面，作为新颖漂亮的点缀。即便是这样粗陋简单，在幼小的孩子们眼里也是再好不过，宝贝不得了的玩意了。

一个完整灯笼是由灯笼架和灯笼罩两部分组成。一般是先做灯笼架，再糊灯笼罩。把薄木板砍成巴掌大圆溜溜的形状作为灯笼底座，正中心贯穿大铁钉，尖头朝上，预备着插蜡烛用。再以铁钉为圆点的一条直径上等距离穿上两根粗铁丝作为灯笼的支架，把最上面两两分开的铁丝用老虎钳拧成麻花状当作拎手，一个简易耐用的灯笼架就这样做成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坚固的灯笼架倘若保护好的话，连续用上好几年都是不用替换的。

与灯笼架相比，灯笼罩可要娇贵许多，做起来可真要聚精会神、小心翼翼。它貌似简单，扎起来却实实在在是个费工费时的精细活儿。先把竹子截成一段一段，从上至下用刀小心地将它劈成寸宽样式的竖条，里外薅光，为了提高其柔韧度，需要在里层慢慢地刮，假如用刀一不小心非常容易将其弄断。几次亲眼看到父亲用碎碗渣细细地磨它、刮它，稍不留意，锋利的篾片和碗渣就把他粗糙的大手立马割上个口子，弄得鲜血淋淋的，虽然被疼得“嗞、嗞”有声，但他依旧照磨不误。将磨好的篾片小心翼翼地曲弯，牢牢地拴在用细铁丝弯成的两头圆形的小铁圈上，做成椭圆形瓜状体，上面糊上一层透明的软白纸，整个灯笼才算大功告成。

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做好的灯笼被高高地挂在山墙上，一般总是要等到每年除夕全家人吃过年夜饭之后才能真正地玩到手。那时的农村，乡里乡亲的一般都窝在家里热热闹闹地过大年。村庄里人丁兴旺，所谓的“远亲不如近邻”，他们平时家常过日子总是东家帮，西家顾的，相互之间不分彼此，关系和谐，串门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年夜饭后，更是急不可耐，根本等不得第二天相互拜年的时辰，趁着这一年一度难得的守岁空闲，迅疾地从山墙上取下灯笼，点上红烛，打着灯笼，带上孩子东一家，西一家地串门唠嗑，扯闲篇去了。鞭炮过后，伸手不见五指的乡村除夕夜晚格外的寒冷，甚至偶尔还让人感到有些许凄清。正疑虑恍惚间，陆陆续续有人打着灯笼走出家门，先前是一盏、两盏，随后的十盏、百盏……无数盏灯火次第呈现。彼时，村村队队灯笼遥相呼应，远远近近烛光闪耀，虽似点点寒星，影影绰绰、忽隐忽现，但它却像漆黑夜晚盏盏光芒四射的指路明灯，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温暖与希望。

那年月，在乡村，每年的除夕之夜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人们夜晚出门走路、游玩，打灯笼总是在唱着主角，盏盏灯笼默默浸润着家庭浓烈的烟火味儿，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新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