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秉毅

假如给老师画一幅漫画，那一定少不了眼镜。影视剧中都是如此造型的，只要是老师角色，鼻梁上一定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衣着朴素，不苟言笑。曾有几个早期的学生小聚约上我，一个女生给她的女儿介绍说：这是妈妈的老师。小女孩认认真真地看了我几眼，回头跟她妈妈说：他不是老师，他又没戴眼镜。可惜我实在读书太少，一直都没有能力戴上眼镜，所以我至今都无法承认自己是个合格的老师。

我想起几位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老师。

刚工作时，一位年长一点的同事，唐老师，有一天在街上买了一根油条，边走边吃。几个学生远远看见了，惊呼：老师还吃油条呢！那一刻，似乎老师的形象就因为吃了根油条瞬间坍塌了。孩子们的眼中，老师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我遇到的第一任校长姓史，江苏溧阳城里人，出生于大户人家，祖上中过举，据说还真得过皇上赏赐的黄马褂。矮个，微胖，戴着厚厚的眼镜，很幽默。他家有贤妻，自己啥家务不做也不会做，偶有一次妻子不在家，他下面条，用韭菜做汤，隔着窗户大声请教隔壁邻居：韭菜切几公分才行啊？大学毕业分到天长一个很偏僻的乡村中学，报到时是盛夏，他衣着时尚，上身是凉短袖，下身西装短裤，腰系牛皮带，上衣扎进短裤腰中。一群小姑娘看见了，羞红了脸，捂着眼睛，几乎是夺路而逃。他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嘿嘿”地笑着：搞得我这一辈子都不敢穿短裤。

我初三时，班主任姓陈，一米八几的个头，走路倒八字，似乎常年穿着一双翻毛牛皮鞋，说话带着很浓的鼻音，好像永远是鼻塞。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清朝政府”。清朝政府者，腐败无能也。绰号传到他耳中，他也不以为忤。他为人宽厚，对每一个学生都有慈父般的爱。人说孩子都是自家的好，可他似乎没有自家孩子与别人孩子这一说，甚至没有优生差生这一概念。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也从不“镇压”，有学生向他抗议，要他严管，他回怼过去：你们不是说我是清朝政府嘛！课间有学生问他数学题，他会就地蹲下来，捡起一根木棒：来，我们先作个图。他英年早逝，44岁那一年，突发心脏病，闻悉噩耗的学生、家长、社会各界，有的不远千里奔赴灵前，送葬队伍，绵延数里。我和另外十多名同学为他修了墓，立了碑。

读师范时，一位音乐老师姓吴，瘦高个子。在校园里只要见到学生勾腰驼背地走，便疾走几步，一手按着该同学前胸，一手从后背用力前推，使其腰杆笔直。他然后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昂首挺胸，阔步离开。如今应该七十多岁了，虽两鬓染霜，但依然腰杆挺直如白桦。我就被他纠正过三四次，遗憾的是后来离开了他的监管，旧疾复发了。

也是师范时，一位夏老师，上海市人，南大毕业，高度近视，满腹经纶，高个，谢顶，宽额。说话自带共鸣。那时校园还没有装自来水，需要到河边挑水吃、用，别人挑担子都是一根扁担，他是两根，一长一短，水桶挂在长扁担两端，短的一端用细绳固定在长的上，成了一个r型。这样两肩各有一条扁担。他的解释是杠杆原理，省力。他的课，学生最爱听，若有谁不得已耽误了一节，必反复追问同学：夏老师上课讲了啥？每有同学去他家，必弓腰用抹布反复擦拭凳子，动作有点笨拙，带着想快又力不从心的尴尬。

刚上班不久，有位汪老师要调走了，他原本是城里重点中学的物理老师，因文革而被下放到边远的乡镇，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和走路一样，永远是一个速度，一个节奏，一个力度。一位同事拿了一个铁壳的水瓶找他，瓶胆坏了，不保温，但铁壳下端锈蚀严重，拧不开，无法更换：“汪老师，你要走了，再请你帮个忙。”汪老师仔细端详了一下，将水瓶横放在办公桌上，一手缓缓旋转，一手轻轻敲击，一圈，再拧，轻松拧开了，在场的人无不惊叹。汪老师也有“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之态。

在这几位同行的身上，我看到了老师的模样。

（作者单位：天长市工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