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鸿彬/文
滁州琅琊山醉翁亭北有“二贤堂”，里面供奉的是王禹偁和欧阳修。
有宋一代，王禹偁（954-1001）首先系统提出政治革新之主张，开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之先声。又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之先驱，以变革文风为己任，所著诗文变唐末五代雕绘纤弱之习，亦不为柳开等宋初作家之奇僻艰涩；其诗兼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风格，清新峻朗。苏轼《王元之画像赞并序》中称誉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宋至道元年（995），他被贬知滁州，为政勤廉，留下《八绝诗》《北楼感事》《答张扶书》等大量诗文，滁人爱之，后筑祠供奉画像以祀。
庆历五年（1045）秋，欧阳修（1007-1072）因支持“庆历新政”贬知滁州。他十分敬慕王禹偁这位刚直敢言、才华超众的先贤，引为同道，曾题写《书王元之画像侧》赞曰：“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尘昏。”他为政宽简，与民同乐，寄情山水，心忧天下，也为滁州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其《醉翁亭记》更是千古流芳，雄霸中国文学史。所以，滁州人同样敬奉他，将他和王禹偁并称为“二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阳修在滁州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力越来越卓著，王禹偁则相对式微。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偏差？
作为政治改革的倡导者，王禹偁知滁州，首先实行的是施惠于民。滁州产栗炭，来滁州后，王禹偁看到当地百姓千里迢迢把栗炭运抵饶州，供铸钱之用。送炭人翻山涉水，怨声载道，他十分同情，于是研究了唐代铸钱炉冶分布情况，并飞奏朝廷，请求分监冶铸。此时，庸州知州杨允恭也上疏言及此事，朝廷同意在池州设分监铸钱，这样路途缩短大半，减轻了滁州百姓千里运炭之苦。
其次，王禹偁认为州官的本分在于做事认真而不浮夸，不可贪天功以为己功。至道二年夏天，滁州大旱。水田干得冒烟，百姓忧心忡忡。王禹偁果断地处理了狱中积案，并和同僚们捐出部分薪俸。“诚知非典故，且慰旱煐人”，然而巧合的是，他做完这一切，天下雨了。
其三，王禹偁认为治政的根本方法在于因民顺俗，宽简郡政。这一点也是后来欧阳修坚持的治政主张。在《唱山歌》一诗中，王禹偁曰：“滁民带楚俗，下里巴同音。岁稔又时安，春来恣歌吟。”滁州百姓仍然保持着当年楚国的风俗，每到丰收时节便聚众歌舞。男女之间无大妨，肆意打闹嬉笑。作为知州的王禹偁并不禁止他们，听凭他们唱到深夜。
在滁州任上，王禹偁依然关心边事。他有时会威风凛凛地校阅部队，亲自弯弓射箭。在《射弩》一诗中，他说“安得十万枝，长驱过桑干”，愿率领十万大军长驱北伐，夺取燕脂山，直抵瀚海，要让那些北方的胡人都来向宋廷纳币称臣。
其后，王禹偁从滁州移知扬州，上《应诏言事疏》，这是《御戎十策》中政论思想的凝练，最足以代表其政治思想。咸平元年（998）岁除日，王禹偁再次被排斥，出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在咸平三年又上疏言事，迫切要求真宗“因时立法”。咸平四年春，王禹偁转赴蕲州任知州。五月十七日，四十八岁的王禹偁卒于任上。朝廷追赠其为礼部尚书，无谥。
王禹偁少年贫穷，及第后又多年为州县官，对民间疾苦有很多了解。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主张和具体措施，但他的变法主张仅仅有理论倡导，难以有具体实践，响应者更少，因而影响力相对要小得多。即使是这样，王禹偁仍不愧为北宋政治改革派的先驱。
到了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进行的“庆历新政”（1043-1044），其基本内容大多还是王禹偁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此时，距离王禹偁去世已经40来年，宋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上疏反对罢免范仲淹等事，加上其他牵连，亦被贬知滁州。从此，欧阳修进入了“十年困风波，九死出槛阱”的外任时期。
在被贬外任的十年中，欧阳修初心不改，始终心忧天下，为政宽简，与民同乐。在滁州这样地僻物丰、民风纯朴的地方，他多予少取，发动全城上千民工，在冬闲时修筑了滁州的城墙；为加强社会治安，他亲自督率操练民兵；由于大旱，他还亲自带领百姓在柏子龙潭前娱神求雨。按照这样身体力行的行政方略治理滁州，果然第二年就初见成效了。他先后写下了《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游琅琊山》等大量诗文，阐明了自己的入世精神和出世情怀。
滁州与汴京远隔千山万水，但千山万水却挡不住那里的政治烟雾。庆历七年六月，汴京沉渣泛起，称石介诈死。石介是天圣八年进士，与欧阳修同年，庆历四年因为创作《庆历圣德颂》，得罪守旧大臣夏竦。即使病死，夏竦之流并不放过他，更想通过诬陷他进而迫害范仲淹、富弼等人。这期间，欧阳修多次为石介忠勇的正气所感染，奋笔写下长诗《重读徂徕集》。这是欧阳修在滁州创作的最长的古风，极力称赞石介的高尚人格、忠义精神，坚信他的冤屈一定会平反昭雪。
至和元年五月，欧阳修回到阔别十年的汴京。仁宗任命他为流内铨。这个官职虽然品位不高，但掌管九品以上的官职选调，事关大局。欧阳修刚上任就递呈了旨在为孤寒者排除入仕障碍的《论权贵子弟冲选人札子》，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仁宗俞允。对照“庆历新政”澄清吏治的改革方案，这无疑是吏治改革的再出发。
熙宁四年，欧阳修得以太子少师致仕，住颍州。翌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岁。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
其后的有宋一代，欧阳修的政治影响力一直都在延续。这一点，同样作为改革者的王禹偁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可见同为政治革新人物，他们的改革实践和政治建树是不同的。
同倡诗文革新运动，
但创作成果及对后学
影响不同
“放达有唐惟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在学习白居易平易写实、明白晓畅诗风的同时，王禹偁也宗法杜甫，实践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开宋诗革新的先声。他的《对雪》《感流亡》《竹鼹》以及其后的歌行体《对雪示嘉祐》，不独勇于揭示现实，而且严于针砭自身，继承和发扬了杜甫与白居易诗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贬谪滁州任上，他写的《唱山歌》《黑裘》等都不尚雕饰，务去华侈，从生活实际出发，选用清新朴素的语言，形象生动，使作品实现平易朴实的艺术效果；《啄木歌》《秋莺歌》《淫雨中偶书所见》《闻鸮》等这些看似写滁地动物的诗作，其实都有隐喻或寓言性质，以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比喻社会的摩肩擦背、你争我夺，揭露封建社会群小互相倾夺的现实。
《闻鸮》中退隐和归田的理念，是王禹偁滁上诗歌的重要主题。这一主题在很多作品中频频出现，表达最炽烈的是至道元年写于滁州的《北楼感事》。诗作表达了对名相李德裕的缅怀和追思，称赞了李德裕的大略雄才，感慨李德裕的命运多舛和谪死南荒。联想到自己的再度谪宦，王禹偁并不觉得委屈，且表示“五十拟归耕，何必悬车期”，为自己归隐田园规划了期限。只可惜诗人只有四十八岁寿考，竟不能践履自己五十归耕的初衷。
王禹偁也是一位山水达人，每到一处任职，都会首先了解当地的山川风物。他一到滁州，就翻阅唐朝时留下来的《图经》，在了解滁州山川胜景的基础上，写下了《八绝诗》。
纵观宋初开国三代，王禹偁一扫唐末五代颓靡的诗风，于诗坛，无疑是领军人物。
王禹偁认为古文是用来传道明心的，是古代圣贤的立言工具。“明心”不同于“传道”，这其实与一味强调载道的韩柳以及韩柳的后继者柳开是不同的。这就赋予古文新的表现内容，从而不再仅仅把古文看作载道的工具；“有文”的认识源于孔子所说的“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这和柳开几乎将文和道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大不一样的。王禹偁关于古文应“传道”“明心”“有文”的观点，既对传统观念有所继承，又有其思想的创新。滁州任上，王禹偁所作的《答郑褒书》《答黄宗旦书之二》《答张扶书》等是其古文革新理论的集中体现。
欧阳修为北宋诗文革新领袖，他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欧阳修走上文坛时，西昆体诗歌正在风靡，他用创作实践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表现了他诗文革新的最初自觉。他重视韩愈诗歌，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
在欧阳修的诗作中，《食糟民》揭露了种粮农民只能以酒糟充饥的不合理现实，《边户》描写了宋辽边境地区人民的不幸遭遇。这些都是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欧诗中更重要的内容则是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抒发个人的情怀，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吟咏等。如滁州所作的《画眉鸟》。
与近体诗相比，欧阳修的古体诗更有特色，成就也更大，尤以七古为最。滁州所作《永阳大雪》《菱溪大石》，均流利至深，英伟挺拔。而《赠沈遵》《洗儿歌》《盘车图》等，于散漫中求整齐，舒卷自如，凸现出峻拔豪放的风格。
欧阳修散文是其成就最高的文学形式，文备众体，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具有多样、婉转、气势雄浑的特点。议论文、叙事及抒情散文等均变化多端，开阖自如，富于内在节奏感与韵律感。
欧阳修的议论文大部分以国事民生为主。观《欧阳修全集》，庆历三年三月至同年年底，仅十个月，他递呈的札子就有近70篇。作为政治家的欧阳修，他的政论如《与高司谏书》《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朋党论》等等，都富于现实的针对性。欧阳修的叙事散文皆言之有物，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
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别开生面。滁州所作的《梅圣榆诗集序》《菱溪石记》《偃虹堤记》《送杨寘序》等诸文，都具备上述特色。
就诗文而论，王禹偁的诗文开北宋诗文革新先河，诗歌创作，尤其滁州诗歌创作，成就是大于欧阳修的。至于散文，欧阳修的成就是远远超越王禹偁的。
欧阳修的影响力，还来自于他修撰《新唐书》，以及多年来坚持著述的《新五代史》。王禹偁虽然做过史官，但却没有史著留存。
至和元年，欧阳修回归朝廷时，恰巧四十八岁。他比王禹偁多活了十七年。十七年间，他不但两做知举官，擢拔了苏轼、苏辙、曾巩等文才，还修撰了《新唐书》，在诗文创作上更继续发扬光大。《相州昼锦堂记》《秋声赋》《泷冈阡表》等著名散文都出自这一时期。
从诗文革新的角度说，王禹偁、欧阳修同为北宋文坛领军人物，但王禹偁的追随者孙何、张扶等人，与欧阳修的追随者苏轼、曾巩等文学成就无法相比，也造成了二人的影响力不同。
王禹偁和欧阳修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都是熠熠生辉的，他们都闪烁在琅琊山的山水清音里，都为滁州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各有其贤。千年以降，因为自身诗文创作和政治修为的原因，欧阳修的影响力显然大于王禹偁。但是对于滁州的宋文化来说，撇开武力征伐的赵匡胤，王禹偁是最早的播火者。滁人应及早开展“王禹偁与滁州”的专题研究，擦亮王禹偁的光芒，让“二贤”珠璧同辉，让滁州文化更具厚重感和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