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 平
5月6日，我应邀参加复旦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和琅琊区委区政府联合举办的首届现代教育与现代文明暨著名教育学家章益先生诞辰123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感到欣慰，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现代教育与现代文明建设关系极为紧密，意义极为重大。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这不仅是新时代的新任务，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为之探索的事业。章益先生也为此做出终身不懈的努力。正如会议主题所述，章益先生是我国现代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标杆，他的现代教育理念为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建设乃至现代文明发展提供了诸多参照和重要启示，为把复旦大学完整地归还人民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山东师范大学培养了大量优秀的英语教育工作者……
章益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传承于琅琊醉翁文化及精神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
章氏家族原居安徽歙县，19世纪初，因经商来滁州建宅聚族定居。章益的祖父章家琮（1839-1891)，号壁斋，拔贡出身，五品通判，著有《嗷雁轩吟草》《鸣秋阁剩句》《耕砚轩尺牍》《雕虫集》等诗集。琅琊山醉翁亭景区有他题写的“瞻仰烟霞”“酒园春长”“踏云”门额砖刻。洗心亭外侧东墙脚下，有章家琮于光绪八年（1882）题写的《玻璃沼》碑刻，碑刻内容说明了章家琮与章衡同宗同族。而章衡是北宋元丰七年（1084）出知滁州，醉翁亭毁废后第一次重建者。现在的醉翁亭基本上是保持了清末滁州全椒人薛时雨重修醉翁亭时的布局，有着清雅的苏式园林风格，又独具琅琊山水万千气象。薛时雨重建醉翁亭，章家琮“一以属之”。
章益的父亲章心培（1865-1942)，字中如，于33岁时取得拔贡学衔。青年时期，他先在定远县池河镇教蒙馆，后在芜湖赭山新设的一所学校教学。从政后，担任过清河县（今江苏省淮阴区）知县等职。1912年，47岁的章心培返回滁州，当了一段时间的财政局长。后来在家退隐闲居，教育子女。他性格耿直，仗义执言，不畏权贵，为官时清廉自律，恪尽职守，重视教育，曾在清河县治元江书院里创立清河师范研究所（清河师范传习所）。他热心公益，重视地方文化事业，修订《滁县县志》及《章氏族谱》。帮助琅琊山住持达修法师重修琅琊寺。作为发起人，他耗时10年，呕心沥血，1928年，与达修和尚共同编撰了滁州第一部《琅琊山志》，计8卷10万余字。
《琅琊山志》邀请了诸多名流题词写序，其中蔡元培的题词是“山水清音”。《琅琊山志》产生了很大影响，扩大了滁州琅琊山的知名度。
章心培和其父章家琮一样擅写诗词楹联。琅琊山寺中有他的一些楹联碑文。
滁州的文脉在延续，滁州的历史在发展，而总有社会有识之士担起重任前行。章益和父亲、祖父所处的时代——晚清至民国，是激烈动荡和深刻变革的时代。鸦片战争后，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化在西方的激烈冲击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章家琮、章心培既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有深厚的素养，他们和当时滁州的一群文化精英，全椒的薛时雨、滁州知州熊祖诒、琅琊山达修和尚等积极修缮醉翁亭、丰乐亭、琅琊寺，编撰《滁州志》、[光绪]《琅琊山志》的行动和成果，赢得滁州人的敬佩和尊重。这对传承琅琊醉翁文化精神也起到了关键而开创性的作用。
“让”文化、“醉”文化、“乐”文化，雅淡秀美、淳朴民风，也都是滁州的关键词之一。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是他的施政方略、为政之道。“山水之乐”“与民同乐”“乐民之乐”本质是欧阳修的“宽简”治之政策、民本思想观念。本着宽容和简化这样的原则，欧阳修在滁州勤政为民、亲民爱民，为滁州办了不少开发建设的实事。明代学人苏茂相诗欧阳修：“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泉香鸟语还依旧，太守何人似醉翁。”这首诗表达了滁州人民对欧阳修的深刻怀念和永久敬仰。
章益先生生长在滁州文化世家中，乡风与家风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治校理念和行为准则。
章益是“复旦从一所民国时期一般大学跃升为现代著名大学过程中最关键人物，没有之一”
在章益童年时期，科举已经废止。他有时是在家塾读书，有时是在公立小学学习，开蒙阶段用的课本是《龙文鞭影》和《幼学琼林》。兄妹六人，有位哥哥吉六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加上家里重视名次传统，使他逐步养成了力争上游的品德。因此，能在1915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并以此优异的成绩和儒雅的风范，得到同学们的尊重。直到1919年，因号召同学参加五四运动，受到校方开除处分。与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相遇，特准投考到复旦，章益更是以勤奋学习、出色的成绩，得到李登辉校长如父亲一样的厚爱。
李登辉（1872-1947）校长，执教三十年，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筚路蓝缕，培养出26位大学校长，在近代史上极为罕见。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1840—1939），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享有盛誉的教育家和爱国人士。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和李登辉（1873—1947）都曾受到马相伯的教导。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元培在北大树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博大学风；李登辉一生与复旦休戚与共、患难相依。复旦大学也一直能够保持科学严谨、思想自由与奉献精神。马相伯、蔡元培、李登辉都是被称为“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人物。
遇见李登辉校长是章益人生大幸，他也没有辜负李登辉对他的培养。1943年2月，章益被任命为国立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写信庆贺，称“得子继吾衣钵，吾无憾矣”。
章益自述“担任校长职务期间，致力于延聘名流学者来校任教，一时名教授云集于复旦，校内学术风气浓厚”。
中国“复关”和“入世”的最早开拓者、坚定的倡导者汪尧田教授，回忆起进入复旦经济系学习，认为“即使再活100年，也不会忘记亲爱的复旦大学对他的教育和培养”。那里名师云集、民主氛围浓厚，学术团体众多。汪尧田当时是“经济问题座谈会”学术团体的学生负责人。学术团体中，还有“复旦大学安徽同学会”“琅琊新闻社”。
从家乡蒙学、乡风浸染，青少年经五四运动的洗礼，遇恩师李登辉，再去美国就读华盛顿大学教育系，到回国创办并担任复旦首任教育系主任。章益先生有一系列关于教育的论文思考，还系统地发表了一组专门论述德育与各方面关系的文章，以《教育与国家》为开端，继又发表了《教育与社会》《教育与文化》《教育与法律》，以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这样一组论文。其根本观点首先阐释于《教育与国家》，所谓教育与国家的关系，实际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1933年《申报》3月13日报道章益与蔡元培、陶行知、李公朴、陈望道等100余位学术界人士发起的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并预备出版数十万字纪念册。他们呼吁，中国学界应当打破意识形态壁垒，秉持研究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基于纯正的学术研究立场纪念马克思这一伟大的思想家。
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章益也和蔡元培等前辈一样，深感中国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旧学的弊端。因此，他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一方面，他从西方文化（教育）的本原入手，把握其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他从中探索救国的新知，以实现救亡图存的远大理想，并始终追随进步。这正是章益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赢得世人尊敬的原因。
近代研究瞿秋白、陈独秀的权威学者陈铁健和学者王观泉，对章益校长研究也是关注的。2021年7月20日，陈铁健老师通过微信发给我一组关于章益故居的楹联，作者是楹联专家王达政。
题章益先生旧居
1、积学储仁堪表率；清名厚德蕴声华。
2、濡墨踏云，浩吟舒志；风标永在，遗泽犹存。
3、岁月留痕，烟霞润色；维持事业，独立风标。
4、随性踏云，气象随心起；崇文执礼，风标与世存。
5、重教崇文，一生心血黉门献；传薪播种，百世声名学苑尊。
6、淡泊躬行，素愿长存葵藿志；从容学政，丹心化育栋梁才。
7、章誉长存，惠泽当铭感；益言尚在，声名化景仰。
章益故居现有两副楹联是我们滁州专家和书法家写的，一副是“学贯中西重教尊师担道义；声震沪鲁宏文清品续家风。”另一副为“初心化春风桃李；故园存遗韵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