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培忠

天为故乡救残喘

薛时雨出生于传统科举家族，自幼苦读，邑志《宦绩》记载其“幼工诗文，于学无所不窥，无汉、宋门户之见”。作为生活在晚清的诗人，薛时雨历经战乱，其文学创作中多系家国情怀，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军在江淮一带与之激战，薛时雨的家乡也遭受战火之殇。据邑志《兵事》所载，咸丰八年（1858）春三月癸卯清晨，太平军由全椒小南门入，居民见红巾杀人，乃相率哗窜，城随陷。而此时在嘉善为官的薛时雨得知故土沦陷后，遂写下《闻全椒失陷书愤》。“桑根山下吾庐近，北望松楸泪似麻”，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家乡与人民浓烈的牵挂以及对战争深沉的伤痛。后来，其族兄逃难至嘉善，薛时雨听他说起家乡遭受战乱惨状，几度哽咽，“可怜桑根山，干净无尺地”，“日与山魈邻，夜枕髑髅睡”……诸多诗作记录了乡民在山中躲避战乱之苦。

逃至嘉善的全椒难民日益增加，他们居无定所，人满衙斋及漕仓旅店。薛时雨为民忧虑，向上天祈祷，渴盼“天为故乡救残喘，廉泉假我活鲂鱼”，一番苦心，感人至深。同治四年（1865），薛时雨从杭州辞官返回全椒，看到家乡战后满目疮痍：“须臾遥见荒城荒，焦土一炬同阿房”，“我家更在西山阳，村墟寥落逾城厢”，“对之不觉摧肝肠，失声大痛泪淜滂”……这些发自肺腑的诗篇，充分体现了薛时雨对家乡遭受此难的悲痛。

除诗歌外，薛时雨还曾作“荒城黯黯野乌啼，瞻乌何处栖”，“而今蹀躞复何为”，以及“劫后青山空复存”、“嶙峋白骨满山邱”等词，描述了故乡遭受战乱之后的悲惨景象以及自己无力解民倒悬的无奈。

夜雨独听伤心神

薛时雨一生命途多舛，受战祸影响颠沛流离，耳闻目见多位家人、朋友在战乱中离世。他的诗词中对亲人的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薛时雨在嘉善与其族兄相见，谈及在抵抗太平军时被乱矛攒刺而惨死的堂兄薛求，沉痛写下“六十老诸生，临难未肯避。甘心投浊流，既死口犹詈”，恸其死之悲，赞其行之壮；听闻侄女薛二珠、薛葆橼姐妹恐遭太平军侮辱而跳河自尽，悲从心起，写下“皎皎双明珠，弱龄知大义。携手入寒泉，哀哉逝水逝”之句，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咸丰十一年（1861）秋，薛时雨作《秋窗悼逝诗》十二首，诗前附有小序，每首记一死难亲友。他们或以死抗争，或舍命护母，或持节殉难，或逃难而逝，悼亡之情，感人至深。也有痛悼因疾病而亡的长兄、幼子，如在同治元年（1862）病故的仲兄薛春黎，称他是“名在御屏宜大用，西江遽而陨词宗”；又如嗣子薛葆桐，“佳儿十三龄，便便富经笥。一病遽弥留，天蹇伯道嗣”，痛惜他“绝佳子弟，童乌无命”。

同治五年（1866），薛时雨奉仲兄薛春黎灵輀登舟，附载薛葆樟、薛葆楠妻郭氏以及自己的爱妾沈氏之柩回全椒安葬，并为此作四首悼亡诗。“夜雨滴篷背，独听伤心神”，“伤哉韩昌黎，哭侄挥老泪”，“衰龄作衰诗，下笔皆苦语”，笔墨里浸透着无尽的哀伤。

《藤香馆小品》中，收录了薛时雨为薛葆樟以及郭氏所作的挽联：“于诸侄中特见精能，废读争名，时难年荒非得已；嗟伯氏老迭遭变故，冷官薄俸，妇孀孙稚倍难堪。”联中，他感慨薛葆樟的才干，叹惋其命运的不济，悲怜其死后家境的艰难。

同治九年（1870），薛暄黍于冬季病逝。薛时雨闻讯飞奔而去，却终未能见最后一面：“我闻倍道进，片帆驶若箭。入门已盖棺，卫斋白如练。”悲痛交加中，他作千字长诗挽悼：“一门催肝肠，白日成昏垫。老泪哭已枯，悲怀难自敛……”并题挽联：“仲无儿叔无儿弟有儿兄转无儿，庭诰分承，忍见诸孤称降服；侄长逝嫂长逝孙夭逝祖旋长逝，家门太蹇，可怜后死最伤心。”无数个风晨雨夕，薛时雨用文字来深情诉说对亲人的离情别意。

游子终应恋故乡

咸丰三年（1853），薛时雨在与其兄弟薛暄黍、薛春黎分别考中举人、解元、进士后，被任命为嘉兴知县。

在离开全椒桑根山赴任途中，薛时雨意气风发，提笔作《舟发椒城二首》，生动描绘了椒陵春景的秀美：“杨柳丝丝漾客舟，襄河春涨碧于油。十年诗思分明在，积玉桥头旧酒楼。”同时又以另一首表达了对故乡的不舍之情：“抛却田园治薄装，一琴一鹤一诗囊。明知此去湖山好，游子终应恋故乡。”

同治五年（1866），薛时雨从杭州辞官返乡，在游览南屏山笔峰尖与襄河时，先后作“濡笔补造化，阁笔横云峰”，以及“我家襄河曲，春水鱼苗长”等诗句，歌咏家乡美景。

同治七年（1868），薛时雨自全椒返杭，在看到家乡亲友欢快过节的情景时，有感而发：“榴红艾绿作端阳，竟渡龙舟掉尾忙。”同治八年（1869），天下太平，薛时雨自南京返回全椒，在藤香馆休养。闲暇时，他观看邻人开荒种地，先后作“葺我先人庐，葆我乡人真”，“官租尚难偿，遑云儿娶妇”，以及“辛苦谁摹七月图，全家老弱在泥途”等诗作，寄寓了对农民的同情和对劳动的赞叹，表达了仁民爱物、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治九年（1870），薛时雨游览神山寺与仙人洞时，观唐朝滁州太守韦应物所留诗刻而有所感，提笔写下“披荆寻断碣，慨想韦公迹”；同年，薛时雨省亲居住老家，晚步山中观赏秋景，见乡民安居乐业，留下了“邻童下学戏竹马，村女淘菜提筠篮。相逢老叟各问讯，闲中活泼天机涵”的温馨画面。此外，薛时雨在往返全椒、南京、杭州等地期间，留下了“行尽江湖返故林，江湖鉴此心”，“爱住乡园学种瓜”等词，记载了家乡的田园风光与淳朴的乡情；其间，他还为全椒城隍庙戏台、忠孝节义祠、贞烈祠等题联。

论及薛时雨的故乡之情，就不能不提到主持重建醉翁亭的事迹。咸丰三年（1853），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的太平军，从扬州北伐，途经安徽滁州，在琅琊山和清军大战。醉翁亭被毁为一片瓦砾，丰乐亭也严重损毁。薛时雨面对名亭惨状，痛心疾首，决心重建醉翁、丰乐二亭，传续欧苏流风。他的动议首先得到曾国藩的赞同。接着，薛时雨四处奔波，频致书信，恳请李鸿章、吴棠等大吏赞助。薛时雨的亲朋故旧门生也纷纷解囊相助。为了筹足资金，年近花甲的薛时雨在南京玄武湖的赏荷亭，为来往游人题诗写字，以此募捐。直至光绪七年（1881），醉翁亭主体建筑竣工，薛时雨为醉翁亭书写了门匾“醉翁亭”、门联“翁去八百年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作“一官迁谪，何妨把酒临风”（《题滁州醉翁亭》）与“望后来太守，疏泉凿石，鸿文更续欧阳”（《题滁州丰乐亭》）等诗文，同时作《重建醉翁亭记》《重修丰乐亭记》并勒碑。滁人感恩，于醉翁亭侧修建薛楼，并将亭前让泉上的一座小桥称为“薛老桥”。

薛时雨曾在《孟夏五日独游醉翁亭得诗四律留赠慧参和尚》中言道：“行到亭西怀太守，扪碑亲扫绿苔封。”他也以修亭之举，为人生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光绪十一年（1885），薛时雨在南京病卒，家人护送其遗体返全椒桑根山安葬时，路过琅琊山，特意绕着醉翁亭与丰乐亭走了一圈，让他与醉翁告别。

清代著名书画家、学者秦缃业评价薛时雨诗作：“伤时感事之作，沉郁顿挫，且骎骎乎入杜陵之室。然后知白苏不足以尽其诗，而诗亦不足以尽其生平也。”不只是华丽的辞藻，更是炽热的家国情怀，在诗中激扬；不只是苍白的呐喊，更是骨子里的善良仁爱，在笔下流淌。这些，成就了他真正的文人风骨，而让后人推崇。

这也是我发乎内心膜拜他——全椒文豪薛时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