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跃泉
赤湖铺桥(右岸即古赤湖铺遗址)
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化而演变。
地名的文化意蕴
地名是活跃的文化细胞,特别是那些蕴涵丰富的重要地名,代表了中国文化经络上的关键穴位,组成一道道文化脉络,传达出文化深处的信息。
地名是一个地理实体的语言符号,赋予具有特定方位和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以名称,保存了其所代表的土地之地形面貌,从而成为其自然生态的档案,一个地方自从有了地名才算真正诞生,地名是一种牵动着乡土情怀的称谓。
地名是一种文化遗产,是观察一个地域文化的历史窗口,是了解、认识地域文化的重要切入点。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交融,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
滁州地名现象简析
地名背后折射人文历史。许多古地名背后有着漫长的历史印记,比如,皖东地区自然村名中“郢”和“营”的称谓占有相当比重。第一个“郢”,如南谯汪郢、来安杨郢,是因为春秋时期楚国移民而来。楚国都城最初在荆州,称为郢,因为战争原因,陆续迁都河南淮阳、安徽寿春,都城仍称为郢,最后国破人散,都城人口流落江淮之间定居,所居之地称谓皆带有“郢”,冀望“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有朝一日还可以复国。
第二个是营房的“营”,起因是吴国住戍军营而来,古代常常以住戍军营命名村落。透过苏皖边界行政图,我们可以大致从天长石梁、来安兴隆、六合竹镇、六合程桥等划一条分界线,线的西部,带有“郢”字称谓的村庄,如涂郢、周郢、项郢、肖郢、魏郢等比比皆是;线的东部,带有“营”的村庄,如甘营、薛营、夏家营、小李营等同样星罗棋布。天长境内卑梁之衅发生地石梁、便益一带,出现大量带“营”的地名,如刘家营、王家营、吴家营、唐家营、张家营、沟陈营等。最突出的是来安的大英镇,古代的称谓是“大营”,意指大的营房,驻军较多。
从“郢”和“营”的大致分界线,隐约可以看出滁州古代“吴头楚尾”分界线的端倪,说明皖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古战场。
地名可以反映当地曾经的经济活动,如瓦店街、赤湖铺、沙河集、程家市等。
地名需避讳皇帝及其家族相关名称,如菱溪原名荇溪,就是避吴王杨行密的讳而改名的。
地名背后折射地理方位。琅琊山西南片,靠近花山水文站那一片山,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大丰山”,和志书上所指靠近蓄能电站的“大丰山”同名,翻看1928年的老地图,靠近蓄能电站的“大丰山”(历代诗文、志书从未有“大丰山”这一地名记载),标注的是“丰山”,靠近花山的“大丰山”,实际标出的是“大佛山”,还有一个“小佛山”,位置所指即我们今天口中的“小丰山”。这样看来,是不是后人编山志时草率了?误把“丰山”“大佛山”两个山头、两个地名混为一谈了,“小佛山”也随之误传为“小丰山”了。
滁城郊区一直有菱角山的记载,我多次实地寻访,一直不敢确定准确的位置,因为一直没有看到标志性的珍珠泉,一度以为会不会和喉咙洼的葡萄泉是一个地方,直到看到老地图标注的位置才解开疑惑,现实中的珍珠泉可能早已淹没在王大棚附近的龙泉水库下面了。
朱元璋打江山的第一桶金是驴牌寨、横涧山,但横涧山具体位置在哪?一直没有准确的认证,百度上一搜,把横涧山和明光、定远交界的大横山混为一谈了,这一直是个误传。前两年,爱好文史的朋友回乡探亲,在定远县黄山坝水库附近发现了横山寺的残碑,佐证了横涧山的大体位置,乃是处于凤阳、定远交界的凤阳山西部,因为凤阳山脉是东西走向,所以称“横”。又因在大衣峰北侧有一条由大自然形成的流水涧沟,涧泉常蓄有水,因此称“横涧山”,民间俗称“大红沟”。
地名背后折射社会伦理。花山村的“碑亭”村民组,老地图上原名“胡家碑亭”,指的是胡松母亲墓所在地,我曾经在离此不远的扁担山上见到过石础、石柱的残件,想来二者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
沙河镇吴棠墓所在地,现代地图标注的是“公管”二字,老地图上标注的是“吴公馆”,显然老地图上的地名更容易识别。
城郊办事处城西村所在地俗称“望城岗”,顾名思义是说从清流关入关以后,经过京京古道到这儿以后,因为地势较高,可以看到滁州城了。但在1928年的老地图上,此处地名标注的是“王成岗”,臆测一下,会不会指的是赵匡胤率兵马抄小道越关山、浮西涧,至此“王业有望初成”的意思呢?
滁州现有地名命名的不足
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城市道、路不分,街、巷不明。大道应该是一些较长、较重要的路,路是一些较普通、中等长度的路。如果南北向主干道以大道命名,如丰乐大道、中都大道等,则西涧路、南谯路、凤阳路、紫薇路也当以大道命名;如果东西向以路命名,如明光路、天长路、清流路、会峰路、东坡路、醉翁路、敬梓路等,则琅琊大道、龙蟠大道等也当以路命名。
地名演变失去本真。举个简单的例子,中新苏滁高新区原大王乡和来安三城镇接壤的地方,有个村庄叫“朱三球”,过去一直不知地名的出处。近日查看老地图,发现原来的名字叫“朱庄桥”,大概是指朱姓村庄村口有一座桥梁,与苏塘之水由此流向东南的地理方位是吻合的,现地名与之南辕北辙。可见时移世易,口口相传以后,有的地名很容易失去它本来命名的初衷。
城市快速发展,老地名容易丢失,比如城南、城东板块,到了需要抢救性收录的时候了。
随着农村空心化,地名的历史记忆逐渐出现断层,导致近年来各地地名录出现大量望文生义的胡编乱造。
如何做好历史地名文化保护
推动形成共识,认识地名文化保护的重要意义。做好地名文化保护,关乎一座城市、一片地域乃至整个中华历史文脉的赓续。做好了地名文化保护,自然就建立了地名文化遗产的丰厚宝库,地名管理工作就更加实在,更有底气,就不再是生硬、机械甚至是强制性的、形式主义的,而会变得顺理成章且充满活力,“穿梭”在人们各种活动中的地名就是立体而丰活的,它们带来了扑面的生动气韵而易于接近,魅力外溢。
强化制度约束,依法落实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地名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地名应当保持相对稳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地名进行命名、更名。”“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文化保护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反映当地地理、历史和文化特征,尊重当地群众意愿,方便生产生活。”“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文脉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我们要坚持保护、传承地名文化,对地名文化遗产实行严格地保护。
优化顶层设计,完善统筹调度统一管理模式。完善领导机制,强化组织建设,编制科学、合理的历史地名管理法规和地名文化保护总体规划。地名管理部门应严格执行申报审批制度,严格按照《地名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开展工作,加强监管工作,整治地名乱象,规范地名管理,保持地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由民政部门牵头,集合文旅、交通、规划、测绘等有关单位力量,成立统揽全局、机构清晰的历史地名保护工作小组,对辖区内的历史地名进行常态化管理。组织专家团队编制地名库,既保留有价值的历史地名,也统筹提供可供未来使用的新地名。
开展地名整理,深入地名文化研究。全方位推动地名文化的发掘、研究和宣传,对于地名的来历,地名所反映的地理、储存的历史、承载的观念意识和思想、地名的演变等等,我们需要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考索、阐述、解析。以“滁”为例,有“滁黎”“滁口”“滁阳”地名同存,我们就不能简单认同《新华字典》单指“滁县”的一种说法,需要深入研究,加以甄别。即使是那些失去了“复活”、启用可能的历史地名,也要探究它们的文化内涵,充分汲取其中的文化精粹,以服务于当今的地名文化建设。对于正在使用着的地名,更是要努力弄清它们各个层面的文化内涵。
通过多措并举,拓展地名文化建设。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开展街路巷名称标准化专项行动;注意田野调查,保护乡村地名;科学编制地名录,留下真实的记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及时精准绘制地图,保留好包括地名在内的地理方位标志;活化地名使用,赋予旧名新生;加强宣传力度,推动全民参与保护。
地名文化是地名的根和魂,地名文化保护就是护根守魂,做好滁州地名文化保护工作,就是传承滁州文脉,让我们的子孙记住“回家的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