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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欧阳修是滁州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名山亭城世世代代闪耀着“醉翁精神”的光辉。10月22日上午，滁州举办“永远的醉翁——纪念欧阳修逝世950周年”活动，寄托滁州人民对欧阳修的深情缅怀，探讨如何将千年醉翁精神风范融入新时代滁州城市文明建设。
活动分为祭拜仪式和学术研讨会两部分，在研讨会上，近20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围绕纪念欧阳修主题，或追述欧阳修与滁州的事迹，挖掘新材料，阐述新观点，或关注醉翁文化的当代价值。本刊特摘登部分专家发言（按会上发言顺序排列），以飨读者。
《醉翁亭记》的诞生
○贾鸿彬
从“醉翁”到“六一居士”
——欧阳修的生命哲学
○王连侠
一代文宗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永远定格在了滁州的青山绿水中。今天的人们追随着欧阳修那清丽飘逸的文字，走进婀娜多姿的滁州山水，静坐于醉翁亭中，听泉声鸟鸣，看红树青山，依然可以感受到崇尚文治的北宋的风情万种。穿过漫漫的历史年轮，和欧阳修神交，能感悟他的英雄梦和寂寞愁，能体会滁州山水赋予他的生命意志和浪漫情韵。
欧阳修被贬来到滁州，已是深秋时节。“晴林紫榴坼，霜日红梨晒”，美丽的秋景对于被贬出京的欧阳修孤寂落寞的心，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当过地方县令和中央官员的欧阳修深谙下情，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他清楚，对于滁州这样地僻物丰、民风纯朴的地方，应该为政宽简，多予少取。他在这么做的同时，又发动全城上千民工，在冬闲时用去九万多个劳动日，修筑了滁州的城墙。为加强社会治安，他亲自督率操练民兵。由于大旱，他还亲自带领百姓在柏子龙潭前娱神求雨。能为百姓做些实事，欧阳修心情自然好起来。
带着欣赏的目光来感悟滁州，欧阳修很快就被滁州感动了。他走进滁州西南的深山幽谷，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中去，“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唯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几分自得，几分陶醉，大自然与作者几乎已浑然为一体。就是在这种境界、这种情致和滁州山水的交相辉映中，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醉翁亭记》诞生了。
其实作为一个政治失意者，欧阳修的内心深藏着巨大的悲愁。也许是山壑林泉之美暂时掩盖了他心灵深处的痛苦，也许是原生态的自然山水升华了他的人生境界，使他以一种更为高远旷达的眼光来审视生命……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也许”，但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醉翁亭记》诞生了。
关注欧阳修的生命哲学，即把他的生命形态和生命过程作为关切重心，以文化为外在语境，以生命意识为内在脉络，以接受者的生命感悟与这位千古文人对话，在文本、生命、文献、传统、地理、民俗等各种学术维度交相映照中，贯通古今，还原欧阳修的生命过程和他的文化DNA的发生时空，从而发掘北宋那个独具魅力时代的文化和精神价值。
欧阳修的一生可以大致划分为年少求学（1007-1029）、步入官场（1030-1035）、跌宕仕途（1036-1064）、晚号六一（1065-1072）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贯穿着一个统一的追求，那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生命哲学崇尚中和之性，沉稳平静。他在文学、史学、经学等领域成就卓越，是北宋中后期集学者、文人与官员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才的典范。
从欧阳修号“逸老”到“达老”到“醉翁”，我们可以窥其深奥的生命哲学。欧阳修年轻时自称“达老”，40岁时称“醉翁”，其实他却比任何人都清醒。仕途上的起起落落，让他拥有了一份超越年龄的淡然与从容。醉翁时期的欧阳修面对狂风暴雨恬淡从容，是仍然积极入世，心怀大义，是虽处山水亭林的“江湖之远”，还是“心忧其君”的。“醉翁之乐”是与民同乐，是“达则兼济天下”。
“六一居士”时期的欧阳修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既有生理上的“力有不逮”，也有客观环境所致的报国之“乖愿"。多年宦海沉浮，他感到身心疲倦，官越大，离自己的本真越远。“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这些是他的性情所向，是他向往的生活。离开了纷纷扰扰的官场，他转入了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具个性和趣味的“六一”世界，他的眼光更加清澈，他的心灵更加纯净，他的情趣更加高雅。“六一居士之乐”是人生在世的有所寄托有所归宿，是自由解放，回归本真回归自由回归自己。
滁州文化史上的欧阳修
○张道锋
欧阳修的“滁州四亭”
○陈光锐
根据探讨，基本可以明确欧阳修在滁州主持建造的有醉翁亭、丰乐亭、醒心亭、会峰亭四座，并且自己创作了《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两篇散文和《会峰亭》诗，还让他的得意门生曾巩创作了散文《醒心亭记》，在一个地方主政三年不到，集中建造四座亭，并对应创作出数篇经典名篇，这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上极为少见，也肯定不是欧阳修随意而为。
欧阳修被贬谪出京，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所以，刚到滁州的欧阳修是处于一种信仰几乎动摇的“懵圈”状态，建造醉翁亭的初衷或基于此，《醉翁亭记》以“醉翁”自号当是精神迷醉、故作潇洒的反映。但是欧阳修毕竟是儒家的坚定信仰者，在内心的省思和整顿之后，超越个人得失，重回地方行政主官的角色担当，清醒地认识到“宣上恩德，以与民同乐”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这是《丰乐亭记》一文的主旨，建造丰乐亭也是要以亭明志的表现。从贬谪之初的精神低迷沉醉，到重整精神的振作奋发，欧阳修可能从中领悟了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内涵，建醒心亭就是反映了他以此自警自醒的态度。在《会峰亭》诗中的“醉醒各任物”也是坚持自己的儒家理想信念，不受外物纷扰的大儒胸襟的袒露。经过了一次政治劫难的历练，欧阳修变得更加成熟，从锋芒毕露走向稳重坚韧，贬知滁州是他政治生涯的最低点，也是他重新出发的新起点。
对欧阳修的“滁州四亭”作整体性的文化观照，是基于欧阳修知滁期间思想变化的真实逻辑的，按照整体性的思路看待欧阳修“滁州四亭”，规划滁州地域文化“亭文化”继承和传播，可能会更有质感，更能增强传播影响力吧。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我们必然要顺着这个脉络来研究。有些地方产生了很多本土的作家、学者，当然是很有研究价值的。还有些地方，本地产生的大家很少，但是偏偏走过了很多大家，滁州就是这样。用地方文化研究的术语来说，滁州文化是典型的流寓文化或者叫寓贤文化。滁州的历史文化是靠寓贤们的足迹所串联成的文化史。宋代有欧阳修，于是就有了景欧文化，明代有王阳明，所以就有了崇王文化。这是两个文化史旋涡的中心，由此产生的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与文化共振，使得滁州的文化成为了一个闭合的体系。
在学术史方面的光环不足以涵盖欧阳修的成就，他之所以伟大，从更宏大的视野来审视，则在于他对中国文化史至深且远的影响力。欧阳修在滁两年多，那个指点江山的欧阳大人渐行渐远，在山水之间激扬文字的醉翁却获得了新生。苏东坡在《次韵王滁州见寄》一诗中说：“教得滁人解吟咏，至今里巷嘲轻肥”。换言之，自从有了欧阳修，滁州文化史才真正进入了中国文化史的大潮流中。
滁州文化在琅琊，琅琊文化在醉翁。欧阳修来滁成为了醉翁，滁州从此产生了醉翁文化。醉翁去后，引发了千年的景欧传统，至今“野老犹能说醉翁”。历代方志出现了大量吟咏欧公的作品，《醉翁亭记》等在滁创作的精品更是被文人学子们一再仿作。余胤绪在《重修景欧亭记》中说道：“善醉者心醒，实乐者怀壮。圣人之学，诚立明通，以天地万物为体，故先忧后乐，直与天地万物同流，否则徒在山水之间醉生玩世，非所以景欧也。”先忧后乐，与天地同流，这才是真正的醉翁精神。欧阳修向以倡导古文运动为我们所熟知，他不仅在全国推行新古文运动，也在偏隅之滁实行“文以载道”的理想。醉翁文化的产生，标志着滁州文学真正融入了儒学的大潮流，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滁州祀之欧阳文忠公画像流传考
○张祥林
浅谈欧阳修《朋党论》和《醉翁亭记》的影响
○郑心一
欧阳修的《朋党论》对当时后世产生的影响，不仅是行文的雄辩滔滔，词采华瞻，切直痛快，更是他人格操守的表率垂范。所以，后来的党争中，他的弟子门生绝大多数表现出正人君子的风范，秉持着很好的士人操守。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朋党论》到《醉翁亭记》的产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没有支持庆历新政，没有写出让政敌抓住把柄的《朋党论》，欧阳修就不会贬来滁州，也就不会有《醉翁亭记》的诞生。
《醉翁亭记》对当时、后世影响非常巨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拓展了贬官文化的世界空间。官员由庙堂之上到跌落江湖，大多心理落差巨大，精神委顿。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表现出的寄情山水、与民同乐的精神风貌，无疑给许多后来者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成为他们巨大的精神支撑。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名篇杰作，但是基本格调是冷的，“凄神寒骨”。《醉翁亭记》的格调则是暖的，充满着陶陶的世俗之乐，因而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
二是为历代继任者树立了宽政爱民的从政典范。以致后来的继任者大多能做到勤政有为，政宽民乐。
三是《醉翁亭记》在精神内核上，也是《朋党论》主要思想的拓展延伸。那就是君子进退之道的通达，得失悲喜的超越，千秋功名的胸怀。他的很多追随者能够居庙堂之高而不喜，处江湖之远而不悲。
四是《醉翁亭记》衍生而来的“欧文苏字”，以及琴曲《醉翁操》，第一次以最顶级的文字、书法、音乐等多种形式，对滁州、对琅琊山做了全方位的宣传，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
醉翁几度醉还醒
——由《南滁会景编》考察明代文人眼中的“醉翁之意”
○裘新江
欧阳修《醉翁亭记》的“醉翁之意”是什么，古往今来，无数拜谒醉翁亭的人都会思考这个问题，明代来滁文人也不例外。“醉翁之意”毫无疑问是有山水之乐的，但似乎又不仅仅是山水之乐；醉翁是真醉还是假醉，是否醉中有醒、乐中有忧，两亭记中“与民同乐”思想如何理解等问题，这些在《南滁会景编》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
如高鑑《无题》认为世人不要纠结于争论醉翁是醉是醒，而要尽情享受当下琅琊美景和惬意生活。冀绮《无题》显然着眼于山水之乐而写，并认为欧公既醉又醒。陈大章等《游醉翁亭联句》强调的山水之乐和欧阳修的高尚情操。张舜臣《醒心亭》明确指出当年欧阳修醉而能醒，故而建醒心亭，醉翁也并非真的好酒，只为与民同乐。
南京太仆寺卿杨果在《重建丰乐亭记》一文中，曾探索“与民同乐”问题，揭示了“与民同乐”中的忧之道，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具有相同的情怀，充分体现着“圣人之心”，故而“丰乐”的准确内涵是未丰思丰，既丰保丰，民乐同乐，民忧同忧，先民而忧，后民而乐。
嘉靖进士余胤叙在《重修景欧亭记》中曾阐释建景欧亭的意义，实际上点出了景欧在明代的现实意义，就是要接续好宋儒文化的山水意识与“忧乐”精神，而这也符合欧阳修一生倡导儒家正统的思想实际。
在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与明代现实社会背景下，欧阳修作为“忧乐”精神的践行典范，自然会引起诸多驻足滁州文人的强烈思想情感共鸣，并将之作为追崇对象而加以重视。所以，在醉翁亭建二贤堂也好，在丰乐亭建九贤祠等也好，都是在这层传统儒家道德伦理精神意义上的建构。
醉翁文化精神对后世的传承影响研究，是当今学界研究的新课题，《南滁会景编》为我们探寻明代滁州文人独具的醉翁情结提供了宝贵资料。
我国古代祭祀场所供奉的名贤画像，多以镌刻复制拓本而流传。滁州自北宋后期在二贤堂祭祀欧阳修，其绘像几经复制镌刻，辗转流传直到当代。
一、滁州宋代欧阳修画像溯源
欧阳修画像本人在世时即已流传。北宋绍圣四年（1097），滁州知州曾肈建二贤堂，首立欧阳修像。像上缀有宋人晁悦之、李之仪（端叔）于元丰三年（1080）的题赞，晁李二人与曾肈同受欧阳修、苏轼、曾巩的影响较深，题赞体现出欧苏学宦对欧公的崇敬和伸张正义，深得曾肇及滁人共鸣。依据晁悦之题赞和画本形象推论，公像可能为守滁时画工所绘，后由滁人照本临摹并缀晁李题赞；或是公逝后，画者参照前本所绘。此像为后世相继复制流传的欧公像之源头。
二、明前期欧像复归滁州
元末明初，醉翁亭二贤堂荒废失修，宋绘欧阳修像拓本被收藏下来。成化年间，中书舍人、书法家李应祯得到源于滁州的宋版欧公石刻像，南京太仆寺丞瑞卿见之，摹以归滁，“太僕諸君協心以刻公像”于石上，置于重修后的醉翁亭，并请好友张弻写了《欧阳文忠公画像记》。张弻与李应桢、李瑞卿三人为江南同乡挚友，诗文往和，声气相求，为欧像流传相得益彰，功不可没。
三、欧阳修像在清代的流传
清乾隆十六年（1751），吏部侍郎裘曰修到南京主持科举考试，途径滁州醉翁亭，将欧公像拓片带回北京，请乾隆皇帝题词，1752年初夏，乾隆帝欣然命笔，在明代南京太仆寺人镌刻的宋代滁州欧公石像拓本上题诗并序。乾隆三十年（1765），滁州知州山西浮山县人王二南，复刻乾隆题跋的欧阳修画像，立于醉翁亭内。此后，欧公石像拓本从滁州传到扬州，再传至颍州。咸丰年间，滁州醉翁亭毁于太平军兵火，欧像碑遭到破坏。光绪九年，薛时雨重修醉翁亭和丰乐亭毕，复刻欧公石像。
四、当代傅抱石画欧阳修像得而遽失
晚清迨民国战乱，醉翁亭欧像了无踪迹。1956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决定，将琅琊寺、醉翁亭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立欧阳修纪念馆。1962年3月，郭沫若为欧阳修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张华盛又请艺术大师傅抱石画了一幅欧阳修像，悬挂在醉翁亭二贤堂中。1966年，醉翁亭再遭破坏，这幅欧像下落不明。
祈愿傅抱石先生所画欧像，能侥幸复现于世。欧阳修的崇高形象将世世代代屹立，供后人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