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他的光芒不仅照亮了宋代文学的天空，也点燃了滁州文化的星火。他给滁州留下醉翁亭、丰乐亭等历史遗迹，留下《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不朽诗文，留下心怀天下的醉翁精神，留下“文以载道”的千年理想……醉翁文化的产生，标志着滁州文学真正融入了儒学的大潮流，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他知滁时间虽不长，但是滁州文学的发展史一直伴随着景欧传统。
斯人虽已逝，吾辈当永怀。欧阳修仙逝于1072年9月22日，在先生离开我们950周年之际，本刊特开设“纪念欧阳修逝世950周年”专栏，选取与欧公有关之文，追寻其足迹，感怀其风骨，以承欧公风雅，传滁州文脉。
“欧文苏字”背后的故事（一）
○骆跃泉
近日陪友人再访二贤堂，耳畔飘过苏轼“凭君试与问琅邪，许我来游莫难色”的吟咏，笔者心中一个长期存疑的念头又浮出水面：“次韵”是旧时古体诗词写作的一种方式，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苏轼此作标题随处可搜，显示的绝大多数都是《次韵王滁州见寄》，那么苏轼此作是给谁的和诗？如果像“韦苏州”“薛嘉兴”那样名有所属，倒也好理解，可滁州并无“王滁州”这一约定俗成的称谓。所以笔者怀疑后人辑录文章时，是否在标题上漏了文字。一念缘起，顺兴一探，果不其然，原来完整的标题应该是《次韵王滁州诏见寄》，二者区别在于有无一个“诏”字，这一考证，无意中引出了不少“欧文苏字”背后的故事。
宋碑三刻
一刻其碑。北宋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被贬谪滁州时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两年后的庆历八年（1048）三月，当地书法家陈知明（字退蒙，滁州人）首次将《醉翁亭记》书丹刻石于亭内。
朱熹《朱子考欧阳文忠公》记：“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舍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这则山僧拓碑、拓文抵税的故事，很能反映《醉翁亭记》初次刻石，拓印流传的盛况。
皇祐二年（1050）欧阳修居颖，有《答陈知明书》。据此书知，欧阳修庆历八年知扬州时与陈知明相识于公宴结束之际，考欧公二月庚寅到郡，二人相识当即此日或略后，虽二人很快即分别，但互有书信往还。《答陈知明书》谓“客之来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当指《醉翁亭记》由陈氏书丹刻石一事。由此可证，首次刻石是陈知明所书，并非坊间所传欧阳修自书。
二刻其碑。宋仁宗嘉祐年间，苏唐卿担任费县令，苏唐卿是北宋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篆籀，嘉祐七年（1062），苏唐卿篆书了好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篆书《醉翁亭记》完毕，特地送给欧阳修亲自审阅订正。此时的欧阳修已由滁州太守入京转任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给苏唐卿回信，对自己的姓名用字提出修改意见：“‘脩’字望从‘月’。虽通用，恐后人疑惑也。”苏唐卿又多次将篆文石样寄送欧阳修审阅，几经修改，终于定稿。
篆文定稿之后，苏唐卿亲笔书丹于石，治平元年（1064）镌刻成碑。碑的阳面是苏唐卿篆书欧阳修《醉翁亭记》全文，文末特地注明“大宋嘉佑七年冬十月庚寅苏唐卿上石于费之县斋”；碑的阴面是以行、草书迹，刻下了欧阳修、赵概二公的谢简手迹，以及苏唐卿与张会宗、邵忱等友人唱和诗七首。
欧阳修曾寄书《与费县苏殿丞》云：“某启，特承书问，兼惠篆碑。阳山泉，诚为胜绝，而率然之作，文鄙意近，乃烦俊笔以传于远，明喜斯亭之不朽，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宁复宣陈。专人还，谨此叙谢。旧用龙尾砚一枚、风茶一斤，聊表意。”可知欧阳修对苏氏镌刻此文颇为感谢，希望借“俊笔”书写刻石“以传于远”，而此时距此文第一次刻石已有十六年。但此方石刻向不见于宋人石刻书目记载，亦未见有关此碑传拓情况的记录，可见在当时影响并不大。
由于交通不便，这方石碑没有送到滁州，而是留在了费县。苏唐卿特地在县署西侧修建了一座高达三仞（大约5.5米）的“醉翁堂”，将《醉翁亭记》石碑置于堂内，使其免受风雨侵蚀，永久保存。此碑后来历经风雨，毁于抗日战争时期。
三刻其碑。《醉翁亭记》在北宋的第三次刻石就是家喻户晓的苏轼书丹刻石本。至元祐六年（1091），时任滁州太守的王诏，见陈书亭记碑字画较浅，担心日久磨灭，偶闻开封府的刘季孙与苏轼私交甚好，便拜托刘季孙回开封途中，路过颍州时，代请苏轼重书此文，以期重刻于滁州，《丰乐亭记》约书于同时。今苏书《醉翁亭记》后题记中有“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短短数字，道出了对已故恩师的情意，而在书写先师遗文时，苏轼可谓一笔不苟，倾尽所能，为后人留下了文书双绝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两个名碑。
楷书《醉翁亭记》被带回滁州后，太守王诏请工匠精心镌刻，使佳作得以碑石传世，日日观者如云，前来拓印者络绎不绝。美景、美文、美书三者兼备，终使醉翁亭以“欧文苏字”名满天下，成就中国文坛一桩不可多得的佳话。
苏轼书丹的石刻对《醉翁亭记》的传播作用最大，宋代徐度《却扫编》云：“欧阳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转运谪守滁州，于琅邪山间作亭名曰醉翁，自为之记。其后王诏守滁，请东坡大书此记而刻之，流布世间，殆家有之，亭名遂闻于天下。”
然而与苏轼的坎坷人生一样，在元祐党祸影响下，苏书碑刻也命运多舛。先是崇宁三年（1104）淮南西路提点刑狱霍英请毁天下苏碑，后政和年间潭州倅毕渐请碎元祐中诸路所刊碑，致使苏碑在北宋时尽毁，滁州两亭记碑也不能幸免。至南宋，才开始大举重刻，董史《皇宋书录》载：“张淏《云谷杂记》云，往时禁东坡、山谷书，令下之日其书焚烧殆尽，碑刻则例皆毁仆，韩子苍云，士大夫有其书者皆深藏，遇好事者，相引入宻室中，屏人相示，犹惴栗恐有窃窥者，其禁严如此。髙宗方弛其禁，近日滁州醉翁亭记，九江狄梁公碑，皆是用模本重刋。”
岁月沧桑，《醉翁亭记》石刻到宋末因战乱被毁，只有拓片留传下来，洪熙二年（1425），南太仆寺卿赵次进，寻得拓本，重新刻制碑石，竖立醉翁亭下。《丰乐亭记》石碑为明嘉靖二年（1523）知府陈则清重修丰乐亭时所覆刻。天启二年（1622），南太仆寺少卿冯若愚，出于对欧苏的仰慕和对文化瑰宝的珍爱，备砖运瓦，在《醉翁亭记》碑石四周，垒墙造屋，建成了宝宋斋，一代艺术珍宝，方得永避风雨。
因文受贬
王诏，字景献，祖父王化基官至副宰相，父亲王举元官至给事中，“官三代”的“恩荫”，王诏被朝廷授予官职，先后任职多地，在开挖黄河河道、加固河堤时两次仗义执言，为老百姓免除劳役之苦，深得民心。
宋元祐六年（1091），王诏由右朝奉大夫出任滁州知州，与欧阳修同有仁者之心的王诏，看见陈知明版《醉翁亭记》碑刻日渐模糊，遂写下书函及诗作，托请刘季孙面呈苏轼，苏轼除了欣然应约书丹两亭之记，还回信给王诏，这就是那首著名的《次韵王滁州诏见寄》。
王禹偁、欧阳修都曾在滁为政，二人都以天下为己任，体恤民情，政善民安，使滁州生产发展，四境丰登，百姓温饱，人民感怀，滁人并称二贤以感念其德。苏轼此番回复继任滁州的王诏，实是见贤思齐，与君共勉。
徽宗崇宁元年党祸再起，崇宁三年（1104）苏轼的名字被刻上元祐奸党石碑。《清波杂志》载“臣僚论列：司农卿王诏，元祐中知滁州，谄事奸臣苏轼，求轼书欧阳修所撰《醉翁亨记》重刻于石，仍多取墨本，为之赆遗，费用公使钱。诏坐罪。”白话一下，就是有御史指责“王诏在滁州任职的时候曾请苏轼书写《醉翁亭碑》重新刻石，还动用了公款给苏轼送了财物。”崇宁四年（1105），朝廷因此罢免了已经由大理卿调任司农卿的王诏的职务，贬他做了闲职“崇福宫使”。其后，朝廷任命王诏为秘书省官员“直秘阁”，但言官再次指责王诏在滁州请苏轼写碑文的事，王诏再次被罢职。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诏因为求书苏轼两度受贬，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王诏不幸滁州幸，我们今天回头看“欧文苏字”力贯千秋的影响，滁州应该记住王诏。
良师诤友
除了“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的门生之谦，滁州知州王诏又是请何人出面托付苏轼？此人又缘何能担此重任不负所托呢？此人即是碑文跋语中所记的刘季孙。
北宋元祐四年(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到杭州当太守，这是他第二次在杭州任职（十六年前曾任杭州通判六年），苏轼甫一上任，在疏浚西湖、修建大堤（后世著名的“苏堤”）的浩大工程中，得到了时任左藏库副使并两浙兵马都监的刘季孙的大力支持。
刘季孙，字景文，北宋诗人，博通史传，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刘季孙交游广阔，与王安石、米芾、张耒等文人雅士相知。
二次守杭之前，苏、刘二人是否相识不得而知，但在造福杭州百姓的共同事业中，苏轼与刘景文一见如故，刘景文曾作《寄苏子瞻自翰苑出守杭州》。元祐五年(1090)三月八日，苏轼得见刘景文所藏欧公书，写有诗文《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题欧阳帖》《跋刘景文欧公帖》等，可证此时苏、刘已经相知相惜，此后二人诗文往来，相交甚密。
刘季孙父亲刘平曾经是朝廷重臣，担任过宋仁宗朝的太尉，刘平因战事原因不受待见。刘季孙很有才华，也深怀抱负，但受父事影响，生活困窘、壮志难酬。面对充满人生挫败感的刘季孙，作为同道和知己，格局更大的苏轼深知好友心中的苦与痛，于是寄书刘季孙，希望他能够忘掉心头的阴影，振作起来，坚强起来。这就是后来流传于世的《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在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
北宋元祐五年(1090)十一月，苏轼特意写了《乞擢用刘季孙状》举荐刘季孙。苏轼赞誉刘季孙为“慷慨奇士”，将他比作孔融，举荐他担任隰州知州，仕至文思副使。
查阅史料可知，刘景文存世诗作不多，但其中与苏轼诗词唱和所占比例不少，《陪东坡中和堂赏月》《西湖泛舟呈东坡》《次韵东坡赏枇杷》《题子瞻扬州借山寺》《寄苏内翰》《和东坡送仲天贶王元直六言韵五首》等，情真意挚。苏轼对刘景文也是惺惺相惜，留下了《和刘景文雪》《和刘景文见赠》《刘景文家藏乐天身心问答三首戏书一绝其后》《次韵刘景文见寄》《喜刘景文至》等诸多回应。
元祐七年(1092)，60岁的刘季孙死于隰州任上。刘季孙死时，“家无儋石，妻子寒饿，行路伤嗟。今者寄食晋州，旅榇无归。”苏轼又上书《乞赙赠刘季孙状》，请求朝廷解除刘景文后事之忧，可谓重情重义。
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自杭州还朝。八月，为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军州事。十一月初，刘景文自杭州经大运河过高邮西赴汴京，原本就有拜会老友苏轼的念头，中途折经滁州，又受滁守王诏请托,劳请苏公俊笔书丹《醉翁亭记》以传远，遂迂道访颍与苏轼重逢。留颍期间，苏、刘相谈甚欢，苏轼特为刘景文撰诗六首。诗文之中，苏轼与挚友重逢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看握手”，暖意融融，“千里一笑”，尽在不言中。故友重逢，恰在故地（欧阳修晚年在颍州归养，苏轼二次赴杭前曾专来拜访），又是对先师敬表尊意，此时欧阳修的三子欧阳棐（与苏轼儿子苏迨是儿女亲家）、四子欧阳辩也刚巧居颍，整日朝夕相处，诸君相遇，情谊交融，苏轼对王诏所请欣然允诺。
苏轼草书《醉翁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