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心一

收信人：朱康叔，蔡景繁，徐得之等。

随着苏轼的到来，曾经栖身的僧院已经不适合一大家人的居住，苏轼把家搬到了一个叫临皋亭的地方。临皋亭地方不大，属于官府房产，按说苏轼这样的谪官是没有资格居住的，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朱康叔。朱康叔，天长人，就是二十四孝里面弃官寻母的大孝子朱寿昌。当年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迹轰动一时，苏轼、王安石等名公巨卿都曾写诗赞誉过，宋神宗特意诏令朱寿昌官复原职。此时，朱寿昌正在与黄州一江之隔的鄂州（今武昌）做知州。在黄州，苏东坡一共给朱寿昌写了20封信。其中第五封信只有短短62个字，所谓的字少事大。信中说“已迁居江上临皋亭，甚清旷……皆公恩庇之余波”，“恩庇”二字道出了他能住进公家房子的缘故。

朱寿昌比苏轼大二十多岁，他原本就是一个宅心仁厚之人，眼见这位才高名重的老弟落难到此，他理应关照。除了帮助改善居住条件，他还知道苏轼好酒，是那种酒量不大，酒瘾不小的人。可是黄州这里的酒实在是比较差劲，市面上买的酒更是有如酸汤。朱太守就经常派人给他送酒，而且一送就是两坛子，而且还送酒器。在苏轼给朱寿昌的20封信中，有7封提到送酒的事，其中一封信还提到了绿豆做酒曲的事，看来绿豆酿酒，至少在宋代就已有之。

两人的交情到了家中私事相互托受的程度。从东坡的回信可见，朱家可能有女长成，托东坡找个人家，所以东坡要这位知州年兄告知孩子的年龄，并说此事记在心上，会留意当地的名门望族。在两人的交往中，苏东坡所能回报的，就是书画而已。

这时，苏东坡同年进士，同为欧阳修门生的蔡景繁来到离黄州不远的楚州做官，黄州正是其下辖之地。他看到临皋亭虽然环境殊胜，但是地方逼仄，就发动众人，在附近高坡上为他造了三间新屋，名为“南堂”，东坡喜不自胜。就是在临皋亭，苏东坡与王朝云喜结连理。他在给蔡景繁的信中说：你上次来看到的那个穿着“云蓝小袖”的女子，已经成为我的妻子，而且已育有一子。苏轼十分喜爱这个儿子，取名叫“遯儿”，可惜一年后夭折，苏轼、朝云悲伤不已。

在黄州，苏东坡还有幸遇到了一个懂他、理解他、护佑他的知州徐大受（徐君猷）。同样是进士出身的徐大受当然知道“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所以他对苏东坡礼遇周至，完全没有严官与谪人的冷硬和疏离。苏轼给徐大受弟弟徐得之（徐大正）的信中说：“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徐大受本不饮酒，但每有好酒便招苏轼来饮，且常常“携酒见过”，到临皋亭看望苏轼。

三年期间，每逢佳日胜时，徐太守必邀苏轼或登临揽胜，或赋诗品茗，并不时予以生活上的接济，对苏轼可谓恩深情重。不久徐大受调往别任，重阳节那天，一众人在安国寺为他送行。三年的亲密过往，苏轼深铭其恩。现在恩公即将远行，苏轼不禁怅然，江流水长，而相聚总是短促。遗憾的是，生命无常，徐大受在赴任湖南的途中猝然去世。苏东坡闻讯，悲伤不已，在给徐得之的信中，一连说了“伤痛不可言”“行路挥涕”“益复伤心”，因为身份之故，不能奔丧，在信中他还反复叮咛对丧事的操办，以及对大受遗孤的教育问题。

苏轼是个重情感恩的人，对徐大受的感念，全部报答在大受亲人身上了，他视大受的亲人“情均骨肉”。他在给徐得之的信中说：听说你老来得子，喜不自胜，“不敢以俗物为贺，所用石砚一枚，送上。”把砚台作为贺礼，这对视砚如命的苏轼来说，是最高的礼节了。后来徐大受的儿子徐十三郎极爱苏东坡的字画，前后收藏苏轼的书画有数千幅之多，此事记录在苏轼的传世法帖《徐十三帖》之中。

苏轼的东坡之地，在州衙东边不远的地方，面积50余亩，原本是坡岗瓦砾之地，贫瘠不毛。这是苏轼早年的朋友马梦得，来黄州看望他时，向官府请领的。苏轼夫妇亲自耕作之外，还有另外三个人给他们帮忙，这就是他在给朋友信中特意提到的在樊口开酒坊的潘丙，混社会的跑腿人古耕道，开药店的郭遘。在他们的帮助下，东坡之地，除了收获稻麦，还种植了枣栗黄桑。在给王定国的信中，苏轼描绘了他们“身耕妻蚕”的生活，有时稻麦歉收，就在米饭中加入很多大麦，大麦饭干硬，很难咀嚼，苏轼的儿女们咕喳咕喳吃着，戏称为“嚼色子”。

黄州的四年，是苏轼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曾经名光宇内的文坛星斗，豪情万丈的官场重臣，一下子跌落井底，他感叹“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哪禁泻”，“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但是，他能去儒释道中参悟生命的本源，去日月江河、山川草木中感受人生的常道，在来自庙堂和江湖一波又一波友情的浸润下，最终完成了自我救渡，用他的扁舟草履，在黄州的江河崖岸之间书写出一系列霸榜千载的经典，在黄州井底般的世界里，活出人生所能达到的精彩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