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兆军

需要找一个证件，我吱呀一声拉开一扇稍显滞重的柜门。柜子里放满杂物，我的双手在杂物中粗暴地翻找。突然，一张纸片从一摞或红或蓝或绿的证件中掉落下来，在空中翻了两个身，最终落在我脚边的地板上。我弯腰捡起，原来不是纸片，而是一张照片。

照片是我的，更准确地说，是我和四个小学同学的。照片很小，只有两寸，拿在手上犹如一块方形饼干。而且，照片是黑白色，表面早已泛黄模糊。我对这张照片印象非常深刻，它是我小学时期为数很少的几张照片之一，但我至少已有十五年没见过它了。如果不是翻找证件，我不知再过多久才会看到它。因此，这算得上是一场偶遇——我在胡子拉碴的中年遇上了我的少年。或者，可以换个说法，一个碌碌无为的小城居民，遇上了一个土里土气的农家孩子。

我捏着那张照片，坐到身旁一张凳子上。柜门依然大敞着，像一张丑陋的大嘴，报复似的展露我给它制造的混乱。时钟在我头顶上嘀嗒嘀嗒地走，我的眼睛望着照片，突然感到记忆真是个奇怪的家伙，许多事情存放于角落可以多年无察，一旦跳出来却又无比清晰。

这张照片本来是不必有的。照片上的五个少年，来自两个相邻的村庄。按照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在此后漫长的人生里，我们隔三差五，甚至每天都会在田间地头相遇，拍照纯属多余，但我们还是决定拍张照片。所有的理由都归结为，拍照片对那个年代的农家孩子来说，是件新奇而时髦的事情，此外也为了纪念。今天回过头想想，当初拍下这张照片是对的。低头一算，我大概已有二十年没见过这四位同学了。世事就是这么难以预料，许多时候你觉得只是转了一下身，可世界早已天翻地覆。

此刻，我想起了小学快毕业时的那个上午，我和这四个同学走在麦苗抽穗、油菜开花的田埂上。那是学校通往东边镇上的小路，路面布满牛羊踩踏的蹄印。顺着那条小路走到尽头，一家趾高气昂的照相馆坐落在小镇中段。我们站在摆满样照的柜台前，瑟瑟缩缩地交上我们勉强凑齐的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多年之后，我的手上便有了这么一张泛黄模糊的照片。

我移开视线，轻轻摩梭照片，清晰感觉到照片锯齿形的切口在我的手指上划动。照片前排那个坐在条凳右边的少年是我，那生硬的二郎腿坐姿是在照相师傅指导下摆放出来的，我对这一切毫不怀疑。然而时过境迁，当三十年之后再次面对这张照片时，我却产生了一种恍惚：根本无法把照片上那个满脸稚气的少年与今天的自己联系起来。

那个少年确定无疑是我，我就是从他一点点长成今天这般模样的，这是理智告诉我的。但理智并非万能，至少此时显出一种无力，或者说是一种失效，因为它无法回答我此刻心里的一个困惑：我怎么就从那个少年变成了今天的我？站在那个十多岁少年的角度，今天的我早已面目全非，从生理构造上讲，我身体里的各种细胞也不知更迭了多少次。如果不是记忆力尚好，记得这张照片和当初的经历，可能我根本无法确认照片上的那个少年就是我。今天的我之所以还能认出当初的我，全凭记忆力。我很担心，假如哪一天我的记忆力猛然下降，或出现混乱，我还能认出当初的我吗？我心里涌起一阵伤感，同时也产生一种恐惧。

我不死心，把照片重又举到面前，然而我的收获并不比之前更多，除了一些记忆碎片，我在那张照片和我之间，只看到一片巨大的空洞，或是一段模糊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