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已立中都城（下）
——回忆与王剑英老师的交往兼及其治学与实践
○刘思祥
凤阳·考察
王剑英老师写成《明中都城考》，只是完成了历史文献部分，遗址考察部分虽然他在北京已经动笔，但遗址现状还需要再到凤阳来调查，而时间和经费都有困难。1979年以后，我已从事地区文物行政管理工作，理所当然的把保护明中都遗址列为工作重点，为此，我请示地区文化局领导并获得同意，去函人教社请王老师来凤阳考察遗址、给全区文物干部培训班讲座。人教社很支持，我们同时着手抽调各县文物干部，通过实地考察让他们掌握遗址调查的基本方法，学会拓片、摄影等技术。他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还为我提出了很具体的设想和建议。
王老师提出让正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三年级的女儿王红参加中都遗址考察，便于他回北京后协助写作。为了给我们节省费用，他提出自带被子来，随便给他找一间办公室支一张床，有一张书桌就行了，我们当然没有同意。但经费确实有限，我们找到凤阳县军人接待站招待所，他们提供了平时不用的平房，条件简陋，但可以布置暗房，允许我们晚上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影响其他住客休息，王老师没有半句怨言，还连声说“蛮好，蛮好”。
考察活动从1981年3月10日正式开始，30日结束，整整20天时间。考察分成两个组：王老师带一个组调查遗址，我带一个组调查字砖兼给皇陵碑拓片。
王老师带的那个组每天要跑到遗址上，路途远，没有汽车，都是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往返，十分辛苦。在遗址调查过程中，他既认真，又对我们严格要求。记得汇总遗址测量时，有一个组报的数字不准确，从承天门到端门距离加上端门到午门的距离，应该与承天门到午门的距离相等，但结果不等，相差不是太大，测量的人说差不多了，王老师说差不多怎么行呢，再去测量，直到准确为止。
为了调查明初全国各地哪些府、州、县给中都城提供了城砖，在王老师的指导下，我绘了一张“地名砖分布图”贴在墙上，每发现一个署府、州、县名的砖，就把该县的小圆圈涂成红色，看着地图上的红点越来越多，我和王老师一样，心情都非常愉快。调查结束时，已发现68个县，比王老师原来找到的县增加了28个。每每站在地图前，共同分析朱元璋派役的可能动机和特点，便体会到在实践中干、在实践中学的乐趣。
有一天，我和王老师在午门散步，再次谈到城墙上有文字的墙砖，我提了很多问题请教，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经常说古代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哪里记载着劳动人民的姓名呢？那些创造灿烂文化的胼手胝足都是无名英雄。而这些城砖上却记下了‘作匠’的姓名，这是些有名有姓的英雄啊，这些城砖何尝不是一本本伟大的历史教科书，不是一块块歌颂劳动人民的丰碑！”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加倍爱护形式上代表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实际却属于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切文化遗产。
我们白天调查，晚上搞材料，或冲洗胶卷、放大照片。王老师和我们一样，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十一点半左右休息。而第二天一早，我还没有醒来，王老师已经晨练回来又坐在桌前考虑一天的调查安排了。
考察期间，我们还去了江苏泗洪明祖陵（现已划属江苏盱眙县）考察，发现遗址上的石象牲断裂倾倒，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王老师不顾疲劳，一如在凤阳那样，测量、记录，寻找地下玄宫的可能和地点。随行的一十三人，大都因劳累、饥饿，不想动了而趟倒休息，直到下午两点多钟去遗址临时工地吃午饭时，我发现王老师是带着遗憾离开的。后来他对我说，祖陵和皇陵都是明初建筑，从两处遗址的考察比较中，可以发现许多文献记录所没有的新资料，这在任何图书馆都是找不到的。
王老师在凤阳的几年考察，皇城周围的许多群众都认识他，叫不出他的名子，只说“北京来的王老师”“高教部的那个老王”，可见他的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深入细致的作风，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考察结束后，王老师又带王红去南京，在南京城墙上找字砖，以便与中都字砖做比较，看异同。回到北京后，他立即补充修改考察报告，其中城砖部分就是王红完成的。5月份完成12万字的初稿，寄给我找人刻印。
反馈·收获
考察过程中，王老师多次建议，要扩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中都城。
省文物局反映最快，这次考察前，我曾陪王老师去省文物局汇报过，1981年4月，筹建明中都遗址博物馆的想法也被研究，相关部门提出可以先建立筹建委员会，要有规划，要尽快想办法把皇城内的居民迁移出去，目前要做到只许出不许进。我把省地县三级座谈会情况汇报给王老师，他非常兴奋。在5月的回信中表示：“愿明中都遗址能早日重放光彩，我也愿意为此多出点力。”
王老师回北京后，再次向故宫博物院等有关部门汇报筹备遗址博物馆事，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筹委会副主席单士元说：“现在全国已有一百多个博物馆，就是没有都城遗址博物馆，明中都遗址博物馆筹办起来，全国头一份。”5月17日，国家文物局又派出故宫博物院宫廷发展史考察组万依、王树卿等6位专家来凤阳考察。
1982年3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附记：2006年5月，明中都圜丘遗址、方丘遗址、观星台遗址、涂山门遗址以“中都城附属建筑”的名称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的保护单位）。当时我正在扬州参加华东地区文物干部培训班学习，兴奋之余，写了两首诗寄给王剑英老师，现录其一：
寂寞帝乡喜讯传，残阳故垒换新冠。
老师劬影时时健，会有丰碑立世间。
我也将明中都城视为一本“残损的历史教科书”，写成文稿投到《新观察》半月刊杂志，很快就在1981年第19期发表了。发表前，《新观察》杂志社还专访了王老师，在文后加了600字的“附记”，本文节录如下：
读了……刘思祥同志的《残损的历史教科书》以后，我们为王剑英同志在十分困难的境地，对凤阳中都的调查和宣传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很感敬佩。那十年，广大知识分子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信念没有动摇；他们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受到了锻炼，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王剑英同志……在干校劳动期间发现明代这一辉煌的建筑之后，为保护祖国的文物和调查珍贵的历史资料沤尽心血。他常常在天刚亮时就骑上自行车，背个水壶，带点馒头咸菜，上路去寻访中都遗址。在1973年4月到9月，王剑英同志走遍了凤阳有关的社社队队、山山水水，行程达数千里。他不但向老乡宣传党和政府的文物保护政策，而且在群众中进一步了解中都遗址的细节，当打听到熟悉情况的老人，就专程登门拜访。在整个寻访调查明中都遗址的过程中，凤阳当地的群众给了王剑英同志很大的帮助，并提供了第一手有价值的历史文物资料。
1992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明中都》一书。2005年1月，王剑英著，陈怀仁、林福江、陈毓秀、夏玉润、王红等人编的《明中都研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60万字。
2013年12月，“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规划总面积382.3公顷。2016年以来，遗址公园内的民房两轮拆迁，先后征迁居民和养殖企业1203户，拆除房屋14.06万平方米，安置人口3646人，同时还征集到整块墙砖76906块、残砖503420块。2017年12月2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授牌，这是我省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大遗址公园。
至此，明中都真正被保护起来了。
磨难与成就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五七干校对王老师是一个磨难，而明中都遗址却为王老师明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偶然的机遇。正如1980年10月1日他给我的信中所说“我30年来事实上是一直在进行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从未中断过，但由于编辑任务在身，催着发稿校样，不但写，还得编图，没有时间来写论文和著作，……可竟在干校的时候写了一本《明中都城考》（历史篇），而一上班反而又什么时间都没有了。”
至此要顺带说说王红，她毕业后在北京教育学院任教，后任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退休前任北京教育学院职业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她说，1981年随父亲来凤阳考察，什么都不懂，考察时间虽然短，但对中都城有了很深的印象，后来研究金、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城，脑子里不再是平面的文字，而是立体的画面。过去说中都城是“爷爷”，北京城是“孙子”，从中都城的规划布局、遗留的建筑构件、精美的雕刻艺术等方面比较，对这个说法的理解就清晰且深刻得多了。
还得再顺便说件小事，可以看出王老师是位十分务实较真的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出差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拜访他，话题聊到出版社老社长叶圣陶先生，他说叶老待人真诚，助人为乐，真的是诲人不倦。出版社附近有个理发店，叶老常去那里理发，时间久了，工作人员知道他的身份，于是有人就来问字，有个小青年偏想“难倒”叶老，就从《康熙字典》中找些古怪生僻字来请教，叶老实事求是，不认识的，说要回去查查。过了几天，叶老又到那个理发店，就在店门前徘徊，店员问他找谁，他说来找那天问字的小青年，大家对叶老的认真负责赞叹不已。我听了这件事后写了一篇杂文，发表在1984年4月21日的《滁州报》。再次赴京，把短文给王老师看了，未料受到他的批评。原来文章起头是我构思在人教社门口遇见叶老，王老师给我介绍，引出这个故事。王老师说：你这个开头是编造的，叶老退休之后就没有再到人教社来过，你怎么能看到他呢？事后，我想王老师的批评是对的，叶老退休后不再回办公室，是一种值得提倡和赞扬的举动，退了就不想再惊动办公室的人，免去繁琐的接待，不干扰别人的正常工作。再者，叶老是位名人，一举一动会有动静，如果有人看到我写的文章，说我亲眼看到他了，这不搞乱了事实吗！一件小事，看出王老师的严谨和务实。
离开凤阳后，我时常翻看在王老师铜像下的留影，回忆和他相处的点点滴滴，明中都遗址能有今天的保护现状，王剑英老师的功绩是毋庸置疑的。是他，第一个掀开明中都的神秘面纱，又从各种破坏中抢救下了这颗创痕累累的都城瑰宝，而使其免遭荡然无存的厄运。诚然，没有王老师的考察、撰文、宣传，明中遗址最终也可能会有今天的归宿，但时间一定会延后，效果也肯定不会如此显著。王老师的功劳还在于，没有他在遗址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里保存下来的资料，我们今天获得的资料是不会完整、全面、系统的。他也对地区和凤阳县的文物干部为保护和研究明中都遗址起了辅导和促进作用，没有他留下的资料和他指引的一条保护与研究路子，凤阳县的文物干部肯定缺少一个良好的基础，甚至要走许多弯路，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对王剑英老师深深怀念的原因所在。
古人说得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王老师于我，既是老师，也是知己，他放下架子接待我，放下繁忙的工作给我写信，而且又是那么认真诚恳，用“诲人不倦”来概括是非常恰当的。在治学的道路上，他已经给我指出了明晰的路子，但我仍然记住他曾经对我的鼓励和教诲，在自己的工作和研究中时时提醒自己：做学问要细致踏实，天长日久，功夫自见。
宫殿基址出土的盘龙柱头
王剑英在明中都遗址勘察
宫殿基址出土的大型太沿螭首（图片来自十大考古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