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 瑾

费孝通先生一生勤于实践，深知“实践出真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中国备受欺凌，先生原先上的是医学预科，但旧中国长期被帝国主义欺凌的残酷现实让他认识到：“学好医学只能治一人之病，学好社会学才能治万人之病，治社会之病。”为此，费孝通怀揣国富民强之梦改学社会学。以费孝通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身上都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们学贯中西，有着深厚的国学家底，同时又有着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从实践中总结社会问题，实现国富民强的“中国梦”。

先生曾创译了一个新词“脚勤”，他1982年在《脚勤》一文说：“我访问美国时，看到大小城市的街道两旁，三三两两，男男女女，缓快不同地跑步。旁人告诉我，这叫jogging。查字典其意为轻撞、颠簸、缓进。用它指这种活动，是原意的衍生，指为了健身而慢步快跑。中文没现成的对词，翻译困难，我试用‘脚勤’二字，以其音近，义亦可通。”他说：“无论搞自然科学的，还是搞社会科学的，都要深入实际，这样，才能使理论真正对社会有用！”

事实上，他终身践行这一理念。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呼吁发展乡村工业，1938年，他走访在中国的田间地头，深入调研，完成了他的人类学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当时国际著名的人类学、社会学界泰斗马林诺斯基教授在读完他的这篇博士论文后在序言中给予很高的评价，之后《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也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地位。该书同样也让一个不知名的江南小村落——开弦弓村进入了人们的眼帘。先生在《江村经济》中试图通过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来找到让农民脱贫致富的方法。调查发现，江村位于当时农村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地区，但人多地少，约90%的家庭耕地不到10亩，75.8%的家庭耕地在4亩以下，人口过于密集，迫于生计，很多农民以家庭手工业作为副业来贴补家用。而且与蚕丝业密切相关的如纺丝、裁缝等其他手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员，已经占了全部户数的7%。蚕丝业当时已经成为江村的第二大收入来源，这种提高农民收入的新兴手工业与内地一般的传统手工业有所不同，并非为了自身消费的家庭手工业，而是农民的一种副业，是农户利用农闲时光，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开发，重大意义在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而不是改变农民的职业。费孝通先生在这里看到乡村工业的缩影，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推动农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1957年，先生重返江村，在《重返江村》中认为农民副业遭到了破坏。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1956年却不到20%。1957年《人民日报》重点刊登了费孝通先生的论点：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正式肯定了先生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这一值得肯定的见解。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随后，1992年费孝通发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收入自己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的主要研究报告，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先生一生致力于“知行合一”，大量的研究成果来源于自己的亲身调查，在交通还不发达的背景下，27次回访江村。91岁高龄的他身患哮喘病，身体明显发胖行动不便，也没有停下走访调研的脚步，足迹依然遍及祖国各地。

古有司马迁，今有费孝通，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20岁开始开始行万里路，为写《史记》做准备进行实地考察，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而一身脚勤的费孝通先生改革开放后，接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调研走访，大量的研究成果都是来自实地走访。先生的功绩不仅仅在于提出发展乡村经济的重要性，还有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利用、小城镇建设、城镇建设环境污染治理等等。

逝者如斯，费老魂归故里，他的墓地坐落在吴江公园的一座小山上，没有豪华的墓碑，只有一块大石头。石刻似乎轻轻地述说着费老的一生，一位志在富民，致力于用社会学的知识改变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状况的智者。费老教会我们“要么读万卷书，要么行万里路，思想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