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绍联

我的老家是皖东一个丘陵小村庄，那里的人民勤劳朴实，我家几代人都在那片土地上劳作生息。在我的记忆里，有一个习俗至今难以忘怀，那就是每年农历大年三十晚闹砧板。

每到大年三十晚，主妇们准备着年夜饭，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闹砧板开始了。她们让大孙子或老儿子到厨房去“拿”块肉或一个鸡屁股，或一节猪尾巴塞到嘴里。奶奶或妈妈此时很得意很高兴，老儿子、大孙子吃得有滋有味、满嘴冒油。孩子高兴，全家都高兴，这时爷爷或爸爸会宣布年夜饭开始。

闹砧板虽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标志。有砧板闹，说明这一家殷实和睦、人寿年丰。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厨房里热气腾腾，不断传来“叮叮咚咚”声，从剁砧板处，飘来特殊的香味。忽听母亲喊我去闹砧板，我高兴极了，见只比我长一岁的小哥有些失落，也便拉着他往厨房跑，母亲见我说：“宝子，快把这块有肥有瘦的肉吃掉吧。”我虽然高兴，却有些不忍。正当我犹豫的时候，母亲高声说道：“四子，你总锉牙，把那截猪尾巴拿到门后面吃去，不要再锉牙了，闹得我睡不着。”那时我想，我兄弟五人，老四老小都闹上砧板了，三个哥哥没轮着闹砧板心里会不平吧。年过了，妈妈问：“你哥仨对他们小兄弟俩有没有意见？”他们说：“老四、老巴子去闹砧板是应该的。”现在想想，妈妈当时真是大智慧。

1959年大年三十，我们家没了往年的欢笑，锅是冷的，缸是空的。锅灶都被扒了，那天晚上，全家从食堂打了能照出人影的“稀饭”。奶奶说：“孙子们不要着急，我睡的屋里还有藏的藕、胡萝卜和一个南瓜。秀子（母亲小名），快把棉花稭子点着，把收藏的锅架在土坯上，放上水。”那晚熬了整整一锅杂什汤，我们围在锅周围，用破碗舀着锅里的汤喝。父亲见状，远远地躲开了。接着奶奶说，她老了，不饿，也走开了。妈妈把我们安置好后，也走开了。那个年夜饭是难忘的，是刻骨铭心的。

1960年，快到大年三十时，母亲打发三个哥哥再去那野藕塘转转，碰碰运气，看能不能给全家带一大节一大节的藕。三个哥哥去了一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父亲动了一个念头：把家里的大黑狗打掉，让全家都度过这个难熬的除夕夜。这个“大黑”对我们家、对全村是有功的。1958年春，它带领全村狗斗败从山上下来的两只恶狼，保护了我们家三只小猪和乡亲的几头小牛。所以母亲不忍心，便偷偷跑出去一把抱住“大黑”，把它带到长岗山路上，并叮嘱它：“赶快逃命去吧。”那个晚上，我们凄凄凉凉。

直到1961年，中央有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允许农民有小粮地，安徽实行了三级半核算，鼔励农民实行“三自一包”，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这样一来，生产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62年，我家的年夜饭有了大提升，终于有了荤腥的气味，又可以闹砧板了。妈妈让奶奶去，奶奶不愿去，她说：“闹砧板是老儿子、大孙子的事，我怎么好意思。”妈妈说：“我特意给您留了两个鸭屁股，没有骨头的，您嚼得动，香着呢！”奶奶笑开花。我当然少不了一块大咸肉，小哥也吃了一个鸡腿，皆大欢喜。那个年夜饭，我们家欢笑一堂。

1966年，85岁的奶奶走了，走得很安详。三个哥哥都成家了。我和老四也早已过了少年。每逢年三十，我和四哥只是象征性地闹砧板，妈妈有些不开心。她说孩子大了，不肯闹砧板了，我没了乐子了。三个哥哥说：“妈，不着急，再过几年，你孙子会来闹砧板子的。”

那一年还有一件事让我难忘。自从“大黑”被母亲放走后，父亲也有些自责。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在长岗山头，经常看一只大黑狗威风凛凛，带领一群流浪狗在山上撵兔子、逮獐子、扑山鸡。后来，每逢大年临近，我们总会在院子门口发现刚被咬死的野兔和山鸡。那一年大年三十，大黑突然回到我们家，是妈妈先看到它。它老了，牙掉了好几颗，见到了母亲和家人“汪汪”叫着。我们似乎懂了，大黑想跟我们一起闹一次砧板。母亲准备了一碗肉，放在大黑的嘴边，“大黑”流泪了。

我离开老家近五十年了。2015年底，我接到大哥的邀请，要我与妻去他家过年，大哥已经80岁了，我们该去庆贺。大年三十，我问大哥：“你家还闹砧板吗？”他说：“想闹，闹不起来了，小孩子们热衷电视、电脑、手机。”那天，大嫂喊她的重孙子来闹砧板，半天没有动静，在再三催促下，他们才姗姗而动。大哥感慨道：“闹砧板在我们童年可是一种特殊待遇，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我们那个时代。现在人民生活富裕了，他们哪里知道当年我们是如何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呢？”

砧板又响了，该去闹砧板了。这声音是那么的熟悉，深深地勾起我对故乡这一习俗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