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林
滁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与古都南京倚江相望,城西风景秀丽的琅琊山因为欧阳修与醉翁亭而名扬遐迩。近些年在丰乐亭毗邻的丰山东麓脚下，又隆起一片恢宏的历史建筑群——“南京太仆寺”，复建的太仆寺衙署成为唯一的中国古代马政展示馆。明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诏定在滁州设立管理全国马政的中央机构太仆寺，永乐十九年后改称南京太仆寺，寺署在滁州存续270年，直到明朝终结,其间所推行和演变的马政制度，与明代国计民生、社情人文密切关联。一拨又一拨文人名宦在这里留下交游的踪迹。南京太仆寺少卿雷礼等人编撰、嘉靖三十一年（1552）刊行的《南京太仆寺志》，是记载马政史的珍贵文献，经专家学者整理，2021年11月由黄山书社出版，打开这套史乘，我们可以从中探寻琅琊山下到大江南北的马政史迹。
南京太仆寺的设置
古代人类社会活动与马匹密不可分，在漫漫两千年之久的冷兵器时代，马匹是行军作战和交通运输必需的动力装备，马匹的繁衍关系国家兴亡，“马政即国政”。因此，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马政。“太仆”就是为周天子执掌牧马的官名，秦汉时为主管皇帝车马的职官，位列九卿，以后逐渐转为掌管舆马和牧畜事务的朝廷机构“太仆寺”，隋唐至明清代代沿置，且有一套马匹牧养和管理的制度。戎马半生的明太祖朱元璋尤其深谙马政对于大明王朝的重要，他认为：“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定鼎金陵之初，他便设立群马监管理养马，接着，在滁州正式设立太仆寺。洪武八年，朱元璋又一次巡行滁州，视察太仆寺，并登上丰山岭瞭望。洪武十一年在丰山下新建太仆寺官署。至洪武二十三年，太仆寺共设十四个牧监，下辖九十八牧群。
明太祖将太仆寺设在滁州，既有历史情缘，更有地理因素。一方面，因为滁州是朱元璋打江山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他对滁州乡亲的淳朴民风深有体会，有明一代，滁州誉为“开天首郡”。另一方面，滁州对京畿的拱卫作用，两京驿道清流关上刻着四个大字“金陵锁钥”。环滁皆山，层峦起伏，山环水绕，草木丰美，适宜牧畜。江北各州县马匹来此地验查、征调方便，无需渡江前往南京。
明成祖朱棣改朝以后，另设北京太仆寺，永乐十九年（1421）设于滁州的太仆寺改称南京太仆寺，与北京太仆寺划疆分治。南京太仆寺管辖范围包括南京应天府、江南直隶镇江府、宁国府、太平府、广德府，江北直隶凤阳府、扬州府、淮安府、庐州府以及徐州、滁州、和州等九府三州的马政和草场，供应朝廷和军队的需要。
南京太仆寺为从三品衙门，长官设卿（从三品）、少卿二员（正四品）、寺丞六员（正六品）、主簿一员（从七品），下有马科令史、典吏、杂科令史等属吏。有明一代，南京太仆寺衙门共有太仆寺卿145名、少卿153名在滁州任职。南京太仆寺的官吏，有许多名宦高士，他们学养深厚，冏务之遐热衷于对山水文化与理学精神的追寻，客观上有助于经典人文的传承和新思想的推波助澜。正德八年，王阳明来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在滁州督马政同时讲学，各地来滁从学者二百多人，开启了阳明心学游学之端。
南京太仆寺署西依丰山，北望丰乐亭，咫尺龙潭，相临幽谷。沿丰山下西行，到醉翁亭也仅三里之途。寺署周边山水清幽，树木葱茏，前后两条溪水环流，山下野坡广阔，便于校阅马匹。太仆寺附近有龙泉寺、马神庙。太仆寺西南侧的龙潭，林木幽深、潭水清澈，山崖半抱，东北侧高阜坐落着巍峨的明太祖御碑亭。凡太仆寺职官上任伊始，均要来此拜谒。
寺署建筑布局坐南朝北，东南立有牌坊，门前有照壁。进入大门，沿中轴线排列仪门、正厅、后堂、栖云楼。正堂为寺卿衙舍，东西分列少为卿、寺丞、主簿衙舍。正堂西北有“三柏堂”“对峰亭”和“活水亭”。东南有一座“德星堂”。东西两庑分别为吏舍、库房等。寺东筑有环山楼，前有迎宾馆。整座寺署环境严整清幽。明清更替，历经兵火烟雨，渐至颓废。
明代养马政策的演变
养马于民是明代马政的基本国策。朝廷牧马管理制度，经洪武年间初定、永乐年间修订，逐渐完备，形成一套民牧、军牧和寄牧相结合的制度，后来又不断调整。马政管理主体为民牧系统。军牧主要指由屯军卫所和京营边镇军士牧养在役战马。两京太仆寺主要管理民牧。
民牧是指由各地方府州县责令百姓孳牧官马，按期征解马匹。民牧制度的核心是繁育马匹，再将马匹征用于军事国防和朝政所需。
养马要具备一定的自然资源，山川旷地，水草丰美，才能成群牧养。各府州县都划定了若干草场。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养马成当为时一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体现。马群规格，北方一群马10匹，2公8母。南方一群马5匹，1公4母。一群马选立一人为群头，五群立群长一人管理。
民间养马是国家规定的义务。官府根据民户的丁口田产等情况，将马匹交由饲养，按期缴纳马驹，同时减免养马民户的田租。先后实行“按户计马”“按丁计马”法以及论田养马等等。养马民户，15岁成丁至60岁，一辈子要养马。江南江北有十丁养一马和五丁养一马之别。朝廷严格规定每年征缴马驹的时间和数量，永乐十二年开始，养马户一岁征一驹。洪熙元年（1424）改为二岁征一驹。民间养马有三类：种马、俵马、寄养马。种马者，儿马骒马搭配孳牧繁殖。俵马者，以优良健壮的骡驹解送给国家。寄养马，以解表马发寄定点牧养以备用。马政规定“种马死，孳生不及数，辄赔补”的赔偿条例。养马户不仅要保证马驹的数额，而且保证马的健壮，否则若“有倒失老病不堪表者”，必须如数赔偿。
百姓养马的沉重负担，也造成了官僚体制的压力。太仆寺管理的马政事务，包括督养、点视、印烙、编马户、交兑、发表等。每项事务必须付出艰难努力才能完成。朝廷官员关于马政的奏章连篇累牍，可见马政之难之繁。官僚体制在推行马政的过程中，压迫与恤助并行，《南京太仆寺志》卷一记载了洪武以后十位皇帝为马政颁发的诸多诏谕敕令，其中有对太仆寺职责的规定，有体恤养马民户困厄而蠲免的政策。为提高马政效率，明政府加强对管马官吏的选用、监督，重罚渎职官员，强化查验制度等等。
明朝中期以后，在政治、经济、社会局势的多重变化之下，民间养官马的弊政日趋显现，马户们因养马法苛而逐渐疲惫，官僚体制的弊端又加剧了马政颓势。随着宗室藩王以及各地豪强势力兼并土地越来越严重，养马草场悉数被侵占。面对马政逐渐走向衰变的困境，朝廷不断改变役民征马办法，诸如定种马之额、征折色、定寄养之数、变卖种马、马草折银等等变革措施。明朝前期，南京太仆寺管辖的江淮和江南大部分地区，种儿骒马数量共三万七千五百匹。弘治以后，马匹数额大减，南京太仆寺所管辖的马户、马匹、草场等马政资源都逐渐白银化。万历九年（1580）奏准将存留种马尽行变卖，上等马价无过八两，下等五两，马价银由太仆寺专管，专用于京营、边镇购买战马。民间孳牧体系至此崩溃，南京太仆寺的马政职能也逐步弱化。
《南京太仆寺志》的编撰背景及其内容
嘉靖二十九年（1550），发生庚戌之变，蒙古俺答兵掠北京城下，朝廷急调兵马抵御，太仆寺所供战马不济。同年，雷礼新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雷礼（1505—1581），字必进，号古和，祖籍江西丰城，出生于福建建安，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崇仰阳明心学，博极群典，娴于经世之略，曾编撰多部政史人物类书籍。雷礼上任后，痛感马政弊显，已经影响明军战斗力。他查阅了有史以来特别是洪武朝以来的马政牧典，思索一百八十年来推行马政的种种利弊，力图挽祖制于不败，有心编辑一部关于牧马的政书。
雷礼的想法得到了为卿的余胤绪和另一位同僚少卿长洲人章焕的赞成。他们共同感受到马政的危机，认为只有重振马政制度，理顺管马之务，申明条令，纾民以困，才能确保战时马匹的正常供给，强兵卫边、充实国力。因此太仆寺有重申典章、明书史乘、追往鉴来的必要。于是，南京太仆寺发布《纂修寺志公移》，阐述了修志缘由和重要性，以便各府县据之行事，以存往昔，兴利除弊，以重振马业，昭示将来。按照修志公移，时各府州县皆按太仆寺之要求，依内容之条款“逐一备查，详造书册，送寺以凭查修施行。”
编修《南京太仆寺志》的工作，得到当时落职在乡的滁州籍阳明学人戚贤和名宦胡松的襄助。书成，戚贤和少卿章焕作序，胡松撰写了后序。
戚贤在《寺志》序中，对雷礼撰修体例和内容作了概括：“古和（雷礼）秉笔睿思，首述圣谕敕书，重马政也；次述事例，表章程也；次述官司，正体统也；次述辖属，示钤制也；次述规制，明官常也。其诸凡例、列传、遗文，采摭引证，有纲有目，有典有则，有经有权，虽与《周官》并行可也。”全志共十六卷，卷一谟训，卷二孳牧，卷三征俵，卷四关换，卷五储买，卷六宽恤，卷七官寺，卷八属辖，卷九规制，卷十丁田，卷十一种马，卷十二草场，卷十三册籍，卷十四俸徭，卷十五列传，卷十六遗文。全志以皇帝的圣谕开始，以大臣的奏议终结，首尾完整，结构合理。各卷多以原始文献载入，保存了马政实施以来的第一手资料，信息量大，准确性高，透过其中的内容，可以溯历代马政之要，尤其可以观明王朝中央政府对于马政的种种决策、马政实施之概况，以及南直隶区域内的地理与民政。且从中可窥见明前中期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寺志》卷十五列传，记载了洪武至嘉靖初十余名太仆寺官员事迹，有朱守仁、程信、张抚、文林、吕㦂、李应祯、杨廉、王守仁、刘瑞、杨果。这些名宦资料，对于研究明前中期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物关系，具有一定价值。如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的父亲文林、叔父文森，曾先后在滁任南京太仆寺寺丞和少卿，文氏兄弟悉心研究开国以来马政演变的利弊，探究古今牧养管理经验，上疏改制“条列古今厩养之法，与今之利病宜兴革者，凡言皆切中当时之弊。”
主编者雷礼采用了史记“太史公曰”的文法，每卷前有引言小序，卷末有按语，书中援古叙今，议论纵横，阐述观点，凸显出编著者企图以重整马政来经国济世的抱负。
《南京太仆寺志》的整理和研究
嘉靖三十一年（1552），《南京太仆寺志》编成并正式刊行。五十年后，万历二十四年，另一位（曾任过南太仆丞）的杨时乔又编纂了一部《皇朝马政记》，其中不少资料来自于嘉靖时期的《南京太仆寺志》。
《南京太仆寺志》的编著者竭力想从总结历朝马政经验中，从体制机制层面分析典章政策施行利弊，重振明初马业，以振兴国力，是书成为一部重要的政史；《寺志》详尽记述了太仆寺官督民牧的事务程序，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马政专志；书中有关太仆寺职官、人物、规制、册籍、草场、俸徭等记述翔实，许多细节和数字均可补《明史》、地方志之缺略。例如《寺志》以大量篇幅记载了王守仁的事迹，并记述了阳明精舍、来远亭、马政街、官仓等情况，是对王阳明研究史料的重要补充。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价值，它不仅受到当朝重视，而且对明后期以至清代马政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对于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长期以来，明代马政及南京太仆寺的研究没有被重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零星刊发过一些关于明清马政的研究文章。近二十年来，滁州的文史工作者和高校相关学者在研究明史文化的进程中，开始关注《南京太仆寺志》，陆续开展了相应的介绍、解读和研究，有关明代马政和太仆寺的课题逐渐增多。2015年，滁州市政府依据《南京太仆寺志》等文献记载，对照实际地理位置，对太仆寺遗址进行考证，参照明代太仆寺署图，在旧址复建南京太仆寺。滁州市政协文史委组织专家，整理太仆寺卿编刻的艺文集《南滁会景编》，于2016年出版。2017年召开的“王阳明在滁州”研讨会，南京太仆寺进一步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张祥林等市政协委员提出，依据《南京太仆寺志》，在复建的寺署建立“中国马政博物馆”。2019年，琅琊山下的南京太仆寺署布展开馆。整理《南京太仆寺志》，成为相关文史文献学者的既定课题。
2010年，南京图书馆王英姿曾著文《南京图书馆藏〈南京太仆寺志〉考述》（江西图书馆学刊2010第3期），介绍了《南京太仆寺志》的成书、内容以及版本流传等情况。
嘉靖三十一年刊行的《南京太仆寺志》十六卷本，后世没有再刻，故无其它版本。此书前页有清代藏书家丁丙跋语手迹，钤印“八千卷楼藏书之记”，书末有“光绪庚寅嘉惠堂所得”等印，可见是书由“八千卷楼”主丁氏于光绪十六年（1890）所得，现藏于南京图书馆，为迄今发现唯一的十六卷完本（仅缺封页和目录）。《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十九册，线装书局，2010年版）所藏的《南京太仆寺志》为十一卷残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二五七册）著录的《南京太仆寺志》浙江巡抚采进本，即十一卷残本，“兹本只十一卷，《草场》以下全佚，非完书矣。”隆庆年间，顾存仁（1502—1575）曾撰《太仆寺志》十四卷，但“脱略太多”，许多资料阙而未叙。因此《南京太仆寺志》十六卷尤显完善而珍贵。1986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南京太仆寺志》十六卷影印本一函四册。1994年《南京太仆寺志》十六卷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2016年南京凤凰出版集团出版“金陵全书”，再次影印南图藏本《南京太仆寺志》。我们此次整理，即依据南图藏本，进行点校、释要、重新编目，与影印合为一套两册，并对书中的讹漏之处予以订正。例如，此书后序亡作者名，可能因末页遗毁所致，我们据文与《胡庄肃公文集》对校，补证后序作者为落职居乡复出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的滁人胡松。
《南京太仆寺志》整理出版，得到滁州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滁州市史志研究室（档案馆）延请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团队组，张祥林领衔，张铉、张道锋点校，王浩远、罗志释要、编目，庚子年底完成整理稿本，于2021年《南京太仆寺志》刊行470周年之际出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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