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立海

小时候，三天两头能见到货郎进村。货郎来到村子里，大都是挑着担、摇着拨浪鼓，那带有节奏感的鼓声，在寂静的小村庄上空，悦耳动听，久久回荡。大姑娘小媳妇，尤其是孩童，听到拨浪鼓声，纷纷走出家门，围在货郎身边。你一言，我一语，你买一块糖，她买一根红头绳，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像过年一样。

词典上对货郎的解释是：挑着担走村串巷的流动商贩。这个解释挺贴切，货郎卖的商品大都是一些小物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商品奇缺。我所在的二郎大队仅有一个小卖部，里面的商品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除了酱油、食盐、香烟、铅笔、橡皮，寥寥无几。70年代初，我在二郎小学读书，家里穷得叮当响。从母鸡屁股后面抠出一两个鸡蛋，能换来一根铅笔一块橡皮擦。有时候看到小伙伴们吃着牛皮糖，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有一次实在经不住诱惑，悄悄从家里偷出一个鸡蛋，换回两块糖果。妈妈发现后，狠狠地责骂了我：“那几个鸡蛋是用来换油盐的，怎么能轻易拿去换糖吃！”妈妈训斥的在理，但是她心里也难受。有一天，村里来了货郎，妈妈从外婆给她的五角钱中拿出六分钱，给我买了两块水果糖，装进我的书包。

货郎的担子一般是两个柳筐上各加一个玻璃匣子，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日用品，都是一些常用的、廉价的东西。这些小物件都是从外地市场批发来的。卖出一件，多则赚上一两角钱，少则也能赚个一两分钱，一天下来能赚两三元钱。当货郎的人大都喝过几天墨水，见识较广，能说会道，偶尔还会讲几句之乎者也的话。货郎时常给村里的小孩讲讲在外面看到的新鲜事，偶尔还会用大道理教育村里的小孩子。

一个常到我们村里的货郎姓刘，大约30岁左右，是个单身汉。刘货郎是皖北人，家里兄弟多，娶不起媳妇。在我们那一带闯荡三四年了。别看他个头不大，其貌不扬，可心地善良，为人忠厚，乐于助人。他经常掏出一两元钱，接济村里五保户、贫困户，村里老人竖起大拇指夸他是个好人，就连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也时不时靠近他，与他多说几句话。刘货郎常来村里走动，与大家伙一来二往混熟了，话也多了，腿也勤了。村里有个霍姓姑娘相中了他，刘货郎欢天喜地地把拨浪鼓摇得更响亮。姑娘父母知道后，说啥也不同意。说货郎年岁大，家里穷。但是姑娘铁了心与父母理论，说：“我看中的是他的人品，不是金钱，大几岁知道心疼人，有啥不好？”那年春天的一个雨夜，姑娘与刘货郎一起去了皖北。两个月后，姑娘父母在左邻右舍的劝说下，同意了女儿婚事，还在村里办了喜庆的婚礼。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祖国大地，二郎村与千千万万农村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商店多了，商店里货物多了，渐渐地货郎来村里也少了。记得1982年深秋的一天，我从观寺公社领回应征入伍的通知书，刚到村西头，就看见了刘货郎。因为许久未见，刘货郎显得十分亲切，他说：“大兄弟，当兵好啊！祝贺你啊。”当我问起来他生意如何时，他有些感慨地说：“现在农村和城市差不多，商品多了，流通的也快了，生意大不如从前了。”三年后，我回家探亲，听说刘货郎做起农产品批发买卖，生意红红火火。

从故乡到异乡，又从异乡回故乡，转眼近40年过去了。如今，再回二郎村，已经见不到货郎的身影，听不到拨浪鼓的响声。在村子与老人闲聊时，聊起那时的货郎，人们都能说出货郎的一串串故事。那故事是美好的，也是令人难忘的。

什么是乡愁？也许是那当年货郎的身影，也许是那节奏响亮的拨浪鼓声。